下小馆，现在听起来已经耳生了。这里所说的下小馆，还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老舍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友，还是那句话，离开朋友，老舍是无法生活的，而下小 馆就是会友的好形式。在小饭馆一坐，要几样可口的菜，无拘无束，越谈越热乎。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谈话叙旧，你看我，我看你，倒更是主要的内容。对于外地来的朋友，则是尽地主之谊，小饭馆里聚会，凑上三五人，亲亲热热，痛痛快快，岂不妙哉！二是品尝风俗，吃点特别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老舍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北京也好，重庆也好，各色小吃和传统食品丰富多彩，很有学问，下小馆就是专为找这种学问而来，仿佛小饭馆是这些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去尝一尝，不足以认识它们。

　　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的爱好之一。

　　但是，老舍并不嗜食。按饮食的档次分类，他只能归于“粗茶淡饭”那一类。他的肠胃不甚健壮，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并患有神经性肠炎。碰见油腻、牛奶、生冷，都很难招架，甚至，东西还没进嘴，光是想一想，就有跑肚的感觉。在他眼里，最好吃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还有小米粥。他很能将就，只要能按时吃饭就成。

　　如此看来，下小馆，最多的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在老舍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可以找到根据。像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组缃、新凤霞、碧野、萧涤非诸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老舍下小馆的事。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曾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

　　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老舍全靠写作谋生，生活相当艰难。看看他身上穿的那一套灰布制服，就能知道个大概。它是用一种叫“自来旧”的布做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给了它一个雅号，称之为“斯文扫地的衣裳”。即使如此，遇到朋友来访，老舍总会想出一些词来，到小饭馆一叙，诸如:

　　“我找到一个北方小面馆，物美价廉，去尝尝吧。”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我认识一家熟铺子。”

　　“今天我来付钱，谁叫我多少比你宽裕一点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北碚，老舍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老舍被朋友请饭，也是常事。其中，几乎顿顿都请的事，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41年他到云南，遇到了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文坛老将，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这些教授当时极穷，在外面吃饭请不起，于是便轮流地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几样菜，或烤几罐土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另一次是1946年2月，老舍到上海。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15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曹禺作饯的宴会就有9次之多，出席者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夏衍、胡风、吴祖光、赵家璧、叶以群、蓬子等。总之，老舍的人缘极好，出门大家争着约他吃饭，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掏出钱请老舍喝酒。

　　解放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

　　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不过，食品总不会重样，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回回都要刨根儿问底儿，打听老舍是由哪儿把它们“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