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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史资料，各个朝代对酒的政策与管理，都非常重视。
在上古时代，就记有“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记载。看来，四千多年前的禹王，就已意识到酒能醉人废事，以至亡国。看到了酒的特殊性质及其危害，所以疏远酿酒的人，不喜欢酒。之后的商纣，发展到酗酒败德，为周所灭。因此，周朝的统治者一上台，就特别强调酗酒之害，推行限制酒类发展的禁固政策。《尚书·酒酷》记载，周公以成王命，诰康叔以禁酒之事（康叔受封珠土，酗酒成性）。《周礼·秋官·萍氏》中说：“萍氏掌国之水禁。讥酒，谨酒。讥酒，即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谨酒，即使民节用酒也。”
周朝设刑官萍氏，设市官（管市场的）司 ，专门管民间饮酒。对统治阶层则设酒官，对王室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用酒。同时提出“酒以祭祀养老奉宾而已，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对于酒的生产，由酒正管理，《周礼·天官》记有：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式法乃作酒的程式方法（现在的工艺规程）。按工艺计划拨料作酒。总的来看，周代对酒的政策，一是控制生产，二是设官稽察，三是教育告诫，使官员和民间都能节制用酒。并非完全的禁酒，这大概就是最初的酒业政策。
春秋战国时的酒业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2700年前），统治者不禁酒，对酒的生产、流通、消费一般都采取放任政策，私人酿酒业兴旺发达。只有秦国采用商鞅的“禁御”、“重税”政策，与其它六国有所不同。在漫长的先秦时代，对王室、官府的自给性用酒由官办手工业自己生产，民间用酒由民间自酿或由私营工商业酿造酤卖。
汉代的榷酤政策
汉代，制酒技术有所提高，酒的品种增多，质量提高。西汉前期，酒的政策无大变化。到汉武帝时，开始实行专卖，这是酒政史上的一项大变革。史载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初”就是开始、首创、前所未有的意思。“榷酤”，音较古，意即“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集诸家之注，“榷酤，就是政府控制酒类的生产（酿）和流通（酤），障余人买卖而自取其利”，属垄断性的政府经济行为。实行榷酤政策后，官酿官卖，不再允许私人自由酿酤。酒的生产，在当时比较简便，投资少，原料广，产区分布很普遍。再加上酒度低，易酸败，不便久贮运输等因素，决定了只能以地产地销为主，具体事务，由地方榷酤官办理，利润上交，作为中央的财政收入。酒；在当时，是一种高级消费品，一般百姓只能“宾婚酒食”，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上层人享受。实行专卖，等于向上层有钱人征收消费税，倒也是合理的。
到了东汉时期，酒的专卖政策执行不下去，基本上为税酒和禁酒所取代。原因是榷酤政策侵犯了官僚、贵族和地主的利益，他们兼营农业和工商业，能抵制榷酤政策。这时，日渐衰落的中央集权制王朝，不得不改变政策。汉昭帝宣布取消榷酤，而“令民得以律占租”，“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也”。这种向酒征收专税的政策称为税酒政策。税酒政策的执行，让商人获得了优厚的酒利，又形成了酿酤致富的大酒商阶层。
酿酒与农业有着直接的关系。荒欠之年，为了节粮，统治者就会借行政手段下禁酒令。汉昭帝就因水旱灾难，农业欠收，而下令禁酒”。《汉书·魏相传》记载：“省诸用，禁秣马酤酒贮积。”
在汉朝经历的四百多年中，曾创榷酤，并两度实行之，共三十年，实行税酒制前后有二百八十多年，另九十多年并无专门的酒业政策，只是中间有些年份实行禁酒。可见税酒制在两汉的时间最长。
三国、两晋对酒的政策
在三国的时候，由于经常战争，魏、蜀、吴分据我国的中北、西南和东南地区，对酒的政策也各不相同。北方的曹操，因年饥兵兴，主张禁酒,到后来魏文帝曹丕，为增加财政收入，曾恢复过酒的专卖。但官卖酒后，酒味恶薄，质量下降，流入单纯盈利的弊端。
位于西南的蜀国，实行禁酒。刘备时有“天旱禁酒，酿者有刑”的记载（蜀志·简雍传）。后诸葛亮汉蜀禁酒甚严，对自己的儿子也戒其饮酒。看来，蜀国的禁酒基本上是节制饮酒，叫做“礼终而退”，“道无醉人”。
南方孙吴政权，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张专卖。但酒类专卖的官员欠廉洁，贻害甚烈，实行起来有名无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势力强大，中央集权削弱，标志着中央经济权力的专卖政策已无力推行，尤其是专酿专卖，受到有粮有权有自酿能力的官僚、地主、贵戚和豪商的抵制反抗，根本推行不开。即使短期榷酤，也弊端百出，达不到效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在榷酤中禁酒，不久又开放。所以南北朝时，基本上是以税酒为主、禁酒为辅的政策。酒税成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这个时期，酿酒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酒商赚了大钱，酿酒业成了[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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