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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卖酒、造曲诸行业有机会得以发展。尤其以高梁为原料，以大麦为曲，用蒸馏法生产白酒的烧锅业发展更快。原因是白酒比黄酒酒度高，易贮存运输，少喝能过瘾，而且原料粗贱，酿造季节不受限制等，所以，自明中期以后，白酒在北方逐渐取代黄酒，在酒类流通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烧酒的酿造规模也相当之大。《方苞·清定经制札子》中记录：西北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分锅叠烧，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烧坊多者每县百余。
清代也实行禁酒。主要是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欠严丰宽，或部分地区禁酒。与明代相比清代禁酒有两个特点：一是禁高梁制的白酒而不禁黄酒；二是反复禁，禁的次数多，时间长。但效果并不好，往往是上面雷厉风行，下面阳奉阴违。
清朝后期，财政比较困难，酒税增加，杂税增多。如酒厘税，抽税率百分之一，大多数省份高到百分之四。洋酒进口税百分之五。老税种之外，又增加烧锅税、门关税、落地税、印花税、出锅统税等。清朝末年，已经意识到酒类政策复杂难办，开始在重税之上推行烧户特许制和严禁私烧办法。看来，这也是酒政策的一种发展。
民国期间的酒类政策
在民国政府统治的三十八年（1911-1949年）中，连年战争，财政亏空，于是就在酒的管理上挖掘钱财，推行酒类公卖和重税政策。公卖制即官督商销。分析来看，当时的北京政府不直接经营酒的生产、收购、运输工作，而是委托特许的商人去经办。这种“分卖”，实际上是“商专卖制”。中央和省建立烟酒公卖局，省下设若干分局，分局下公卖分栈、支栈。分、支栈由经理负责，由公卖局批准，发给执照，交纳押金、方能开展工作。凡商、民买卖酒类，都须通过分栈、支栈。公卖局核定成本，利润及税厘捐，酌定售价，按月公布，通告各栈执行。公卖费率为酒价的百分之十至五十。公卖制在执行时问题很多，主要是：一、公卖栈为当地大酒商垄断把持，他们借政府之权作恶肥私，酒户和百姓遭殃；二是各省和地区公卖费率不一致，高低差距大，负担不平衡；三是国产土酒与洋酒税率不平等，洋酒倍受优惠，不利于国酒的发展。这样，制度不良，章法废弛，根本达不到公卖制的目的。
在公卖制执行的同时，增加一种酒类特许牌照税，即营业税。各省还定有酒税捐，说是上交中央，其实各省都加码留成，酒户酒商负担很重，民怨载道。为兴利除弊，民国十七年，财政部下文明令废除包商制和经费提成办法，修订公卖法，将公卖栈改为稽征所，商民制酒销酒向公卖分局或稽征所登记、纳费、公卖费率为酒价的百分之二十。改承包商为投标委办，中标者被正式委任为税吏。公卖制虽经修订，实际上仍是变相的包税制，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仍然执行不力，弊端犹存。
综合各个朝代的酒业政策，主要是禁酒、榷酒和税酒三种，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是根据各自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而决定其酒业管理和政策，或禁酒，或榷酒，或税酒，或两种交替使用，但目的都是管好酒业，增加财政收入，为统治阶级服务。他们的办法都属于“人治”的范畴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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