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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脍炙人口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这篇著名的《醉翁亭记》,其高论可谓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 不仅诗如是,在我国传统绘画及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中,这酒的“文章”更是活泼万端、传承发展。流播世间的无数书画佳品根本无须多言,而与这些名人大家相关的“酒缘”传闻也是为数颇丰。比如,“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据说他醉后作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郑板桥的字画不可轻易得到,时人皆知,但若以美酒款待,在他醉意中求画,即可如愿。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醉僧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该帖通篇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不难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知,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就的《兰亭集序》,“道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
☆☆☆☆☆☆ 说起这酒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其名目,花样也确为繁多。比如绍兴酒,单其别名雅号就有:花酒、名士、黄酒、绍兴、绿蚁、福水、黄汤、杯中物之多种。而古代的酒令,更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酒令,是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宴饮和郊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酒令除能助欢愉畅饮,令气氛和洽外,还是古代礼仪教化的方式之一,盛行于各个朝代,形式也多种多样。
☆☆☆☆☆☆ 在春秋战国时,最为流行的是“投壶”这一酒令形式。因其最具封建礼教意义,所以沿袭最久。在《礼记》中就慎重地写着《投壶》专章。三国名士邯郸淳的《投壶赋》描绘最为出色:“络绎联翩,爰爰兔发,翻翻隼隼,不盈不缩,应壶顺入”,足可窥见当时盛况。魏晋时期则是推崇“流觞曲水”的酒令形式。那时的文人雅士沿袭古风,整日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清淡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的确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当数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禊大会。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朝名士41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排遣感伤,抒展襟袍,诗篇荟萃成集,由王羲之醉笔游龙,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至南北朝时期,除了“流觞曲水”外,由之演化而来的“吟诗应和”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流行较盛。“唐人饮酒必为令为佐欢”,当酒令敏演到唐代时,盛行的是“藏钩”、“射覆”等形式。“藏钩”也称“送钩”,简便易行,似现在的“猜有无”;“射覆”也叫“分曹”,即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让对方猜。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极精此道,他在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明清两朝流行的酒令当推“拧酒令儿”,即不倒翁,粤人称“酒令公仔”。这酒令,按其形式可分为:雅令、通令和筹令。雅令,是指文人的酒令,情趣古雅,多以诗人的“智力竞赛”为内容。通令,则是人人皆可为之的大众化酒令。如投骰子,划酒拳等,一般不必动脑子。说起来“击鼓传花”,算是通令中较为雅致的形式了。至于筹令,则是雅俗共赏的酒令,因是从筒中掣筹行令,故名。
☆☆☆☆☆☆ 除了以吟诗作赋、行酒令来传扬美酒与酒文化外,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宣传形式,那就是“酒旗”,亦称酒望、酒帘、青旗、锦旆。《韩非子》记载,“宋人有沽酒者……悬帜甚高”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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