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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素有“医药源於酒”的说法。
☆☆☆ 其本意是为了说明酒在医药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其实，古人精辟的总结，恰恰指出了“药酒溯源”的捷径。
☆☆☆ 首先，在农业与医药的开创时期，人类对於医、药、酒、食的认识，最初是无法仔细区分的。
☆☆☆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其目的，第一是为了辩识可食之物，以谋求生存，这是人的本能。
☆☆☆ 当人的身体出现不适（患病或疾病侵扰的症状）时，在辩析可食之物外，也可寻找可供解脱苦痛，或可以复壮强体的物质（或方法），这同样出於人的本能。
☆☆☆ 此时的“尝味百草”，食与医是彼此关联的。
☆☆☆ 所以《周礼》有“先味而后药”的主张，并指出：“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强调的正是人与四时须相适应的原则。
☆☆☆ 中医学理论称这种食治疾病的方法为“食疗”，它应是中医最古老的疗法。
☆☆☆ 自然界里草、木、虫、兽各自有不同的“性味”与“致病”的本色，人类发现并总结它作为药用的特性，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的。
☆☆☆ 后世在探求医药起源的时候，自然将它作为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之一。
☆☆☆ 医学文献与出土发掘都表明既可食用又能药用的“百草”很多，诸如桃仁、杏仁等植物的果实。
☆☆☆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伊尹论“阳朴之姜，招摇之桂”，指出姜、桂既是食用的调料，又可用作药品医病。
☆☆☆ 酒虽以流质的饮料为人类所“尝味”，但其可食可药的特性也同样为人类所“辩析”。
☆☆☆ 直到今天在中医药学历史上仍存在“医食同源”的说法，正取其“尝味百草”的本义。
☆☆☆ 不过百草之中如姜、桂、桃仁、杏仁酒皆可药用，为何却独称“医药源於酒”？这是个几乎被今人忽视的论题。
☆☆☆ 《食物本草》引《博物志》的记载，饶有趣味，很能说明酒的可食可药的特性。
☆☆☆ 其文曰：
☆☆☆ “昔日有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饮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於他物之故也。”
☆☆☆ 古人见到“冒雾晨行”，必有大寒冷湿之，“病邪”相伴，而“大寒凝海，惟酒不冰，其性热独冠群物。”姑且不论晨行时以饮酒、饱食、空腹何者相宜，仅对晨雾的恶劣气候而言，那位饮酒者因为得酒相助，方能健而无虞。
☆☆☆ 难怪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提倡以药酒预防瘟疫、时疫的流行。
☆☆☆ 所谓“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
☆☆☆ 现代医学已经提示了酒中所含的乙醇能被人体内的氢酶氧化，生成乙醛，再氧化为乙酸，从而加速了人体血液的流动。
☆☆☆ “冒雾晨行”的饮酒者是得以增加体温、消除疲劳，祛辟寒湿之恶。
☆☆☆ 酒的这种介於药食之间的本领，是一般的可食可药之物所不具备的。
☆☆☆ 酒以其气悍、质清、甘辛、味苦、性热、有毒，“主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的特性，千百年来成为一种特殊的饮料，雄居药用食物之首。
☆☆☆ 所以，班固的《前汉书，食货志》称：“酒为百药之长。”
☆☆☆ 古人对药酒的褒奖除了指药用食物之外，还应包括另外两层含义。
☆☆☆ 一是指百药的范围，即泛指草、木、虫、石、谷、“五药”；
☆☆☆ 二是讲百药的“性味”与“致病”，唯有借助酒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
☆☆☆ 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并未设酒的专门条目，但是记酒之“性味”，论“酒为百药之长”已多有涉及。
书中阐述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强调了酒主“佐使”的特性。
☆☆☆ 指出百药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者、宜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
☆☆☆ 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已记载酒剂配方几十首，《黄帝内经》亦有“左角发酒”治尸厥，“醪酒”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鸡矢醴”治膨胀，以及红兰花酒、麻黄醇酒汤、括萎薤白白酒汤、五加酒、木膏酒、松叶酒等，证明临床中宜“酒渍”、“酒泡”、“酒煮”、“酒洗”的入酒之药已遍及草、木、土、石、谷五药之属。
☆☆☆ 作为“引经报使”的最好“向导”，酒可调和诸药，引药力直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使主药功效得以加强，毒性或峻烈之情得以控制，使苦寒药物得到反佐或缓解。
☆☆☆ 这样的酒制药物疗效独特。
☆☆☆ 如黄连酒制可引药力上升，促进清除头目热燥；何首乌善解诸毒，酒制后可补肝肾；黄柏原可祛下焦湿热，配酒可兼清除上焦诸火；黄芩则借酒之力，能消四肢肤表之热。
☆☆☆ 所以，《汤液本草》曰：
☆☆☆ “酒能行诸经不止，与附子相同。味之辛者能散，味苦者能下，味甘者居中而下缓也。”
☆☆☆ 酒“为导引，可以通一身之表，至极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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