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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药酒，既属於酒中的调（配）制酒类，又是中医治病疗疾时重要的药物剂型，即传统所习称的酒剂。
☆☆☆ 千百年来，中国药酒以其特性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虽已有评价，但对于药酒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与广泛。
诸如“药酒”之渊源等，至今似无详尽的考察与定论。
☆☆☆ 一般认为：“药”与“酒”的结合，应当在人类充分认识了医药与酒之后。
☆☆☆ 这种见解存有偏颇。
☆☆☆ 因为事实表明：药、酒恰恰是在人类探求药与酒的初期就已“结合”了。
☆☆☆ 所以，对药酒的研究，对所谓结合的揭示，必然会涉及“药”和“酒”的起源、功用、制备、饮服、禁忌，以及中医药学历史、酒类酿造方法、药物炮制技术等许多内容。
☆☆☆ 本文仅作药酒溯源的初步探讨，分论三题，以求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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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酒与天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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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人窦苹撰《酒谱》一书，其中论及酒的起源，称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
☆☆☆ 其一曰：
☆☆☆ “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作於尧，非禹之世也；”
☆☆☆ 其二曰：
☆☆☆ “《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於仪狄也；”
☆☆☆ 其三曰：
☆☆☆ “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予以谓是三者皆不足以考据，而多其赘说也。”
☆☆☆ 这一段文字，加“杜康造酒说”，即可概括历史上“酒源论”的主要观点。
☆☆☆ 窦氏的阐述既简明、精辟，又表达了自己的识见。
☆☆☆ 后世研究者常引用这段话指正“三神（指仪狄、神农、酒星）造酒说”的荒谬。
☆☆☆ 其实，窦氏提到的《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本是古代中医药学的两部重要典籍。
☆☆☆ 古人辩析酒之渊源，却征引医学文献，其“赘说”的结论虽不尽其然，倒也鲜明的反映出古人对“酒”与“药”彼此关系的重视。
☆☆☆ 至少能给予后世研究者某些启迪。
☆☆☆ 启迪之一：
☆☆☆ 酒即非“三神”、“四神”所造，那么人类最初认识的酒只能是天然酒。
☆☆☆ 如今，这一出於推测的结论已成为明确的观点，并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 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更巧妙地揭示了酒内部分子结构的奥秘，指出其实质乃是糖在酶的作用下转变为酒精的化合过程。
☆☆☆ 在蒸馏酒发明之前，这种转变的关键在於天然发酵。
☆☆☆ 毫无疑问，大自然的神奇、富有与巧夺天工的造化，使得酒作为一种有机化合物，完全可以自然生成。
试想：当一定的物质（如野生果实）与水浸合，在适宜的条件下经过天然发酵之后，该物质的汁液便成为酒浆。
☆☆☆ 它被我们祖先所发现和认识的年代，则已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之晚期。
☆☆☆ 明代周旦光撰笔记《蓬栊夜话》，录有一个“猿猴造酒”的传说。
☆☆☆ 其文曰：
☆☆☆ “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於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 《清稗类钞》收清陆祚番所著《粤西偶记》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 “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在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 此外，南宋周密撰有《癸辛杂识》，讲述了“酿梨酒法”的偶然的发明，饶的兴趣的将“天然酒”的化合过程。
☆☆☆ 演示於朋友仲宾的梨园大瓮之中。今天的研究者认为这些传说与故事，因为有“自然发酵”为其基础，所以是可信的。
☆☆☆ 虽然“猿猴造酒”仅属于动物简单的模仿，是酒的自然生成过程的重复，而“酿梨酒之法”又生动的证实了古人的这些记述绝不是巧合。
☆☆☆ 可见，天然酒在人类初识酒之前确已存在。
☆☆☆ 启迪之二：
☆☆☆ “天然酒”因其“性味”与“致病”独具特色而成为“天然药”。
☆☆☆ 翻开中国医药学历史，其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神话和传说。
☆☆☆ 医药的发现或初识常常和天然酒的发现相似。
☆☆☆ 所以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兽”，伏羲氏“尝味百药而制针”，无一不形象的说明：
☆☆☆ 医与药本身都是人类谋求生存，繁衍和发展的需要，都是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逐步获取、认识、积累的结果。
☆☆☆ 在采集经济时期，神农氏曾经“一日而遇七十毒”，随后有“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之举，说明了人类最初寻找与辨识药物时的艰难。
☆☆☆ 可以断定，天然酒就在这“日遇七十毒 ”的最初尝辩之中。
☆☆☆ 唯有反复的亲自尝味与辩析，才能“著酒之性味”、“言酒之致病”，才有“审定本草经，创治医方，疗疾治病”的理论总结，直至：“由此医方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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