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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公认，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女性的智力、独立性和可塑性都比男性较强。而酒量也大于男性，极少数的女性更堪称酒家大户，甚至可以饮而不醉。
然而，恃才嗜酒的女性，莫说在古老的中国，就是现代有高度物质文明的西方世界也不被允许。
心理学家雷文娜。赫尔森认为：
“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妇女体现出了有创造性的个人基本特征。但不幸的是，在人们的眼中，具有这类性格的女子比具有这类性格的男子更为反常，更不值得尊重”。
对于酒，就更多了一层禁锢。
在刚伯格于1974年对欧洲和美洲的调查材料里指出：
“尽管人们对妇女普遍饮酒表示宽容，但仍然不能容忍妇女的酗酒。比起酗酒的男子来说，人们对酗酒的妇女，表现出更大的厌恶，并嗤之以鼻”。
而真情的感发，才思的驰骋又往往要靠酒力的启迪，可是在世界文明的当代这样的女性都被视为异端，那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女性又是怎么冲破了酒虐待而驰骋她们的才情的呢？
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女人”，只有“妇人”。《说文解字段注》云：
“妇，服也……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妇人，伏于人也”。
也就是说，女人生来就得听从男人的说教，要“服”，要老老实实做家务。在当时的“女”字，常当“嫁”字讲。
《孟子，万章，下》：
“尧之于舜也……二女女焉。”
就是说尧对舜，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了。
当时的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偶尔也有不顺不服的，《左传》记载：
“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
这是很奇特的人了。
所以女人要生存下去就得顺服。
根据《周易，系词上》的成文，男为“乾”，女为“坤”，而“坤作成物”，所谓“作成物”就是把胎儿孕育成孩子。
封建社会对妇人职责的规定就是王法，越雷池一步就是罪人，可以“出”，也可以让你死。在这种残酷的王法面前，居然有“女而不妇”的保持极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站出来，关有所作为的了。有巾帼英雄花木兰、梁红玉；有参于朝政的贤臣慕容婉儿、谢瑶环。她们或文或武，或军或政，平生和作为，虽然越格，但从古至今似乎都没有微词，几乎都是极称道的。女人的才智只要一与酒联系起来，立刻就天下大乱了。女人喝了酒便荣光焕发；便真情毕露，欲望摇曳，但是
她们决不敢像刘伶那样赤身裸体来散发，更不敢像唐代的王爷们那样让异性人围坐在周围给自己取暖。
她们只能把万种情思，一怀愁绪变成诗句，流露一点人性的最低需求，也有的拼将性命把诗与青春一并付于自己的所爱了。
对于这样的女性，不但男性占有她们、遗弃她们、指责她们，就是那些平庸的女性，也用各种更微妙的办法侮辱自己的同类。对于这样的女性，不但古人指责她们，今人仍旧指责她们。老年人指责她们，青年人到现在仍旧振振有词煞有介事地争论不休。
可是酒意与诗情是天赋的，秉承这种意趣的女性所有的潇洒和所受的折磨也不是平庸之辈能受用的。她们往往无所顾忌。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卓文君是第一个离经叛道的。作为卓王孙的女儿，竟不顾新寡之哀，便在酒宴间因慕司马相如之才，便以情相许；并且不顾及卓王孙的身份与相如私自出走，细软当尽之后双返故里当垆卖酒。情之所钟竟使她于门第、于道德、于家私一切全抛。
但是男人是得陇望蜀的，更何况相如又官运亨通呢，他要纳茂陵少女为妾，这是天经地义的，女子若不顺从，便是妒妇，便可以休弃。但卓文君已经承受了一切指责，当然更不畏惧妒妇之名。于是她把酒赋诗，写下有名的《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蹀☆ 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司马相如最终没有纳妾，但失去的爱情不会再有。“白头偕老”只不过是卓文君以她那纯美的愿望留给人间的一种良好的祝愿。
汉成帝先宠幸才貌过人的班婕妤，又移情于姿色艳丽的赵飞燕姊妹。班婕妤尊重自己的才智与人格，作赋自伤，自请出宫。赋中曰：
“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
班婕妤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酒消愁的女诗人了。
唐代有些女性的作品中，反映出她们的个性颇有李白的风格。嗜酒好诗、重道轻儒、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李冶，字季兰。她在《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一诗里这样写道：
“强劝陶家酒，还今谢客诗。
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
这种借酒浇愁超然物外的气概也钟于女子。
鱼玄机是女诗人，又是人妾，又是道士，又是娼妓。无论她的命运怎样坎坷，做人如何艰难，其酒意诗情总闪耀着光辉。在她的《遗怀》一诗里这样写道：
“燕雀徒为贵，金银志不求。
满怀春酒绿，对月夜琴幽。
绕砌澄清沼，抽簪映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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