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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继尼采和罗思·白纳蒂克把人类文化心理归结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之后，精神分析主义的大师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并且分析了集体无意识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作为潜意识进入创作过程，这种潜意识即“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就成为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以后世世代代不断的以本原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的艺术形象。——反过来说，通过研究神话、图腾和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可以重新构建出这种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进而发现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不如希腊神话保存得那样完好，但是据何新先生的考证，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国远古信仰从多神拜物教转变为一神教之后，就一直是日神崇拜，黄帝、炎帝、伏羲，都是日神的变体。这也许还是一家之言，那么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诗酒传统来看（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却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有一种异于酒神文化而又自己稳定特点的内在精神——如果用“日神型”不能概括的话，不妨叫做非酒神型文化。这种非酒神文化所形成的诗酒人生传统，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定型，一部《世说新语·任诞篇》，就可以找到在后代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四位一体”诗酒人生范式：
☆☆☆ （一）志士之酒，借酒消愁：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
（二）诗人之酒，借酒发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三）居官之酒，故作清高：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四）在野之酒，看破红尘：酒正使人人自远。后世的知识精英受《世说新语》影响之深，也许正在此处；辛弃疾多次在词中引用刘伶、阮籍等人纵酒的典故，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
从刘伶的《酒德颂》，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是“从逃避中寻理解，于颓废中求醒悟”，但是都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妙品。大量的酒诗亦然。这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辛弃疾，也正是这风景线中的瑰丽一段。从阮籍的“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富贵不肯诣也”，到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忽而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近酒》），到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的诗酒人生，虽然不是酒神精神的，却同样有着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强烈的悲剧意味，恰恰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了一股独特的泉流，令后世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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