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之后，王英向法院递交了长达17页7000余字的起诉书，要求被告河南当地一家酒厂赔偿丈夫死亡造成的经济、精神等损失共计60万元。王英的起诉书就像一篇观点明确、论述详实的论文，要求酒厂在白酒标示上注明四项内容：酒中所含的真实成分及其比例；酒致死量、中毒量、上瘾量，引起9种精神病，引起胰腺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酗酒基因可遗传，超量饮酒可使人控制力减弱甚至丧失；酒的正确饮用方法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等。

漯河市中院接到王英的起诉后非常慎重，查阅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没有发现河南甚至全国曾有“诉白酒应加警示标志”的案例，就是国外也没听说过。但是，该院并没把这个“全国第一案”推到一边，而是作为试办案件进行了审理。

1998年底，河南省漯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10元由王英承担。”

王英不服，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上诉，上诉状比一审厚了10倍，长达205页，共8万字。1999年4月，河南省高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9年7月，王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第二次再审。那段时间，酒厂表示可以献爱心，愿意提供10万元资助王英的孩子上大学。当时，与酒厂打了两年官司、欠下6万元债务的王英拒绝了这笔钱。王英说：“我个人有利益了，但对社会没有利益，这不是我的目的。”

“斗酒”引起中消协关注

2000年春节，王英开始写一本有关饮酒危害的书，并起草一份修改《饮料酒标签标准》的立法建议。

过完年，全国“两会”要召开了，王英想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一下，尽快出台一个饮料酒怎样进行警示说明这样的法律。因为只有出台了这样的法律，所有酒厂的酒包装都写上警示了，才是她追求的目的。

于是，在“两会”前夕，王英通过中消协转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一份“呼吁书”：一是请全国人大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按“消法”判此案到底该不该败诉；二是请求人大讨论、制定一部关于白酒的法律，建议制定时可请消费者、医生、律师、记者、白酒协会和技术监督人员参加。

王英认为，白酒立法是关系亿万消费者生命安全的大事，全国人大早一日立法，消费者就早一天受益。

这期间，也就是2000年3月9日，昆明市民陈斌又因饮酒过量致死，其兄陈粤也准备状告某酒厂。

联想到王英丈夫之死，生产、经营白酒的昆明香誉德公司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受到极大触动，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新推出的系列酒上加贴“饮酒过量，有害健康”警示。该公司总经理王新星认为：应该感谢王英、陈粤这样有觉悟的受害者家属，他们的行动提早了中国白酒加注警示的历史。为此，云南省消委会、技术监督局、卫生防疫站等部门对香誉德公司这一行动表示了高度赞扬和支持。该公司同时发出倡议书，希望全国白酒业同时加入到这一文明进程中来。

2000年5月25日，河南省高院审监庭给王英下达驳回申诉通知书，王英与白酒打的官司从法律意义上讲已走到尽头。但王英说，她与白酒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无法放弃，也不能放弃。

2000年7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坚昆先生就王英状告酒厂一事发表看法：王英案说明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对人身安全更加关注。我们赞成王英的观点，酒包装上应加提示。此案无论什么结果，对提高消保意识，对经营者自律，对行业管理的要求都有积极意义。此案切中时弊，现在超量饮酒的人数甚多，正在危害一代人的人身安全，我们提倡多喝一杯奶，少饮一杯酒。

2001年“3·15”来临前夕，已调入河南许昌电大的王英再次表示：“白酒一天不加警示，我就一天斗争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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