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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们这个最讲“客气”的国度里，历来就有“劝酒”的习俗。何以见得？有唐代诗人王维写下的《渭城曲》（又名《送元二使安西》）为证：“渭城朝雨氵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据称，此诗当时即被乐府谱为乐曲传唱，使之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并命其名为《阳关三叠》。而据宋代大文豪苏轼考证，此曲的唱法是：首句不叠，其余三句都要重复一次。白居易《对酒五首》中，有“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句。按照苏学士的论断，屈指算来，“第四声”正是“劝君更尽一杯酒”。毫无疑义，这首《渭城曲》先写景，后抒情，情由景生，景添离情，具有“以乐衬哀，倍增其哀”的艺术感染力。作为送别诗，它是动人的；作为劝酒词，它也是动人的。
古代的文人，十之八九都嗜酒。其中“天字第一号”嗜酒者，大抵要数“诗仙”李白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你看，没人陪，没人劝，他尚且如此这般地自斟自酌哩！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这位李老先生时常都处于一种酒精中毒的半昏迷状态。就连那三首脍炙人口的《清平调》，也是在“二乎二乎”的情况下写就的。著名诗人李商隐诗云：“新秋仍酒困，幽兴暂江乡。”说的也是自己为酒所困的情况。宋代大文豪苏轼，亦未能逃脱“酒困”的厄运。据朱在《萍洲可谈》卷三里说：“东坡亻卒杭（亻卒，副职。亻卒杭，指苏轼在杭州任副职，即杭州通判），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亻卒为饮食地狱。”真不知那些与苏学士“朝夕聚首”并殷勤“劝酒”的“诸公”，听苏学士如是说，该当作何感想。
其实，古往今来，与苏学士有同感者，何啻千千万万！但不知是为了不“破坏”亲朋相聚的“友好气氛”，还是为了不拂逆“劝酒”者的“一片好心”，大家仿佛都习惯于“半推半就”、“勉为其难”，甚或甘愿“舍命陪君子”，而鲜有坚决谢绝“劝酒”、硬是“不给面子”、不惜落下“不近人情”之“恶名”的。于是“劝酒”之风便愈演愈烈，以至于在被“劝”者连连告饶，抑或告之自己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动过速、胃溃疡、肾盂肾炎等不宜饮酒的疾患的情况下，“劝酒”者依然不发慈悲，非要逼迫人家“就范”不可。有媒体言道：“劝酒体现了某些人‘有罪而无罪恶感，有悲剧而无悲剧意识’的麻木和无耻。”话虽说得尖锐了些，却未尝不合事实。据统计，我国每年酒清中毒者达千万人，因醉酒而死亡者逾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功德”，须记在“劝酒”者的名下。
看来，王维之后的“劝酒”，已经与王维的“劝酒”大相径庭———失其“劝君更尽一杯酒”的本意了。至于时下的“劝酒”，则无非是“劝酒”者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被“劝”者的痛苦上，毫无文明、道德、友谊、感情可言。有鉴于此，我们何妨对热衷于“劝酒”的人来个群起而“劝”之：劝他们从今往后，改弦易辙，千万不要再“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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