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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远古的大禹饮了臣下仪狄酿造的美酒，立即意识到酒对人的巨大诱惑力将不利于国家的统治，不仅疏远了仪狄，禁绝了美酒，而且还在政治上提出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示预见。
大禹的政治预见至少从表面现象上在夏、商两代得到完全证实。史载夏、商两朝的末代君主桀、纣都是贪杯甚烈者。夏桀日夜与宠妃末喜承欢，“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商纣继伍前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以至古人把他们两人视为以酒亡国的典型。
周代的统治者把饮酒的危害推向报端，认为臣民犯上作乱、丧失道德以及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灭亡，统统都是因为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从“饮酒亡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颁布《酒诰》于天下，规定凡聚众饮酒者，一律处死。认识尽管肤浅，做法尽管残酷，但从政治着眼的思维方式，却能给人们一些启示。
从法律上讲，《酒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酒政禁令，因而对古代社会的饮酒行为及饮酒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其“饮酒亡国”论和“饮酒败德”说的支配，墨子《辞过篇》曾言：“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这里的“食饮”，虽然是指饭菜食物和酒水饮品在内的整个饮食状况，但聚焦则在君主酗酒无度引起执政素质下降的问题上。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留下著名的《酒诫》专文，胪陈历史事实，发出国家政事的败亡“谓非酒祸，祸其安出”的喟叹。南朝的刘元明谈到自己的做官经验时说：“做县令，但食一升饭而不饮酒，此第一策也。”清人张潮则把话道绝：“故居官者必不可以嗜酒，嗜酒者必不可以为官。”他们都看到了饮酒滞碍政务，不利于为官职能发挥的弊端。《水浒传》中的杨志便是突出的例子。在黄泥岗喝了蒙汗药酒，“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得”，丢了生辰纲。小说的描写符合现实生活情况。
古人还有一种观点，即把酒与人性善恶相联系，认为酒容易诱发人性的“恶”因，容易逗出人作为灵智动物所固有的但长期遭到社会规范束缚压抑的“野”性，从而导致种种反常或不良行为产生。《说文·酉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也。”这里的“善恶”当属偏义复词，所指为就恶。在《说文》对酒解释的基础上，宋人何剡作《酒尔雅·释酒》进一步阐发：“酒者……亦言造也，吉凶所由造也。”这里的造凶，是指一旦饮酒过量，人性恶的一面因酒精的刺激膨胀失控而促成越轨行为。“州县刑狱与夫淫乱杀伤，皆因酒而致。”古人把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淫乱杀伤”一类刑事犯罪活动统统归咎于饮酒，显然有失公允，但，倘大千世界酒鬼多如过江之鲫，社会秩序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就算是较轻的程度，譬如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所概括的酒之十辱——“或起坐，或迁席，或喧哗，或沾酒淋漓，或击东指西与人厮赖，或语及财利，或称说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长，或发人阴私”，难道就好吗？
关键在人要把握分寸，出了问题，只能怪人，不能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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