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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志·沿革》载：南北朝及之前，金华、东阳一带称“东阳郡”，历时300多年。其后改设“婺州”或“金华府”，东阳成为州、府下辖的县，所以古人把“金华酒”和“东阳酒”相互通称，为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明确指出：“东阳酒即金华酒（见《本草纲目》“谷”部“酒”篇）。”
古人对东阳酒（金华酒）的评价甚佳，可见于诗歌，可见于医籍。
“山崦寻香得早梅，园丁又报水仙开。独醒坐看儿孙醉，虚负东阳担酒来。”这首题名《东阳郭希吕吕子益送酒》载《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版）第四册1846页。陆游和东阳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不少诗歌，如《石洞饷酒》开篇四句是：“忘忧自古无上策，欲饮家贫酒杯迮；今朝鹊喜报远饷，未拆赤泥先动色……”描述了陆游闻听东阳酒的欣喜之情。
还有一首《石洞新酿》是对东阳酒的品评：“……色同夷甫玉麈尾，价敌茂陵金袅蹄。瑞露颇疑名大过，橐泉犹恨韵差低……”陆游在诗中引刘义庆《世语新说·容止》“王夷甫容貌整丽，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来夸奖东阳酒色美，用马蹄金形容东阳酒的贵重。此诗刊于《石洞贻芳集》（康熙十六年刻本、林望郭钟儒订辑），在此诗尾后，有自注：桂林“瑞露”得名甚盛，岐山“橐泉”价冠秦蜀，然失之太劲，皆不可望石洞者也（古石洞书院在今东阳郭宅）。
对东阳酒的偏爱不只是陆游，元朝至正年间，钱塘人钱惟善也说：“故人远送东阳酒，野客新开北海尊，不用寻梅溪上路，春风吹得满乾坤。”
东阳酒的名贵散见于多种古籍，如宋朝田锡《曲草本曲》：“东阳酒其水最佳，秤之重于它水，其酒自古擅名。”这是说东阳酒在宋朝以前即已著名。而绍兴老酒是后来出名的，清人袁枚著《随园食单》，指出：“金华酒有绍兴酒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亦以陈为佳。”可见这位乾隆朝名闻天下的学者对金华（东阳）酒的偏爱。
东阳酒不仅饮者说好，且被医者看好，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第25卷“酒”篇，详细地叙述了酒的名称、酒的类别、酒的原料、酒的产地，集解引用他人的评说，内有“颖曰：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一句。
李时珍品比了处州“金盆露”、江西“麻姑酒”、山东“秋露白”、苏州“小瓶酒”、淮南“绿豆酒”、金陵“瓶酒”等，虽然各有长处，但色香劣于东阳酒，究其原因，“以其水不及”，东阳酒“其水秤之重于他水”。
以全国而言，水质也不是东阳独好，重要的还在做酒的原料，《本草纲目》记述：“汉赐丞相上尊酒，糯为上，稷为次，粟为下。”东阳酒是“专用糯米，以清水白面麴（酒母）所造为正。古人造麴未见入诸药，所以功力和厚，皆胜余酒”。这种“清水白面麴（酒母，简称‘曲’）”是用麸（小麦磨粉后剩下的皮屑）、蓼汁拌造，假其辛辣之力，蓼亦解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
《事林广记》载有东阳酒酿法，说其麴也用药。据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载：“东阳酒曲：白面一百斤、桃仁三斤、杏仁三斤、草乌一斤、乌头三斤（去皮可减半）、绿豆五升煮气、木香四两、官桂八两、辣蓼十斤水浸七日、沥母藤十斤、苍耳草十斤，二桑叶包同蓼草三味，入锅蒸煮绿豆。每石米内放曲十斤，多则不妙”。这种酿酒的工艺，不知是否已经失传？
近几十年来，酿酒向工业化发展，金华酒日趋式微，除了“寿生酒”等几个品牌之外，只有农户的家酿酒还有点金华（东阳）酒的传统风味。面临只知绍兴酒不知金华酒的尴尬，富有历史传统的金华（东阳）酒如何重新崛起，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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