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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孔子删削整理的六经中，没有提到“仪狄作酒”和“禹恶旨酒而好善言”这个绝对禁酒的故事。
仪狄是五帝时代之人，据说奉帝女之命酿酒。
岂知，当他把酿好的美酒斟献禹帝时，精明的大禹感於酒的香醇甜美，认定酒能乱性、误事，竟意味深长的感叹，后代必有因酒而亡国的事件发生。
从此以后，大禹不但滴酒不沾，而且疏远了仪狄。
有人认为，大禹绝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禁酒令。
当然，仪狄造酒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假托，大禹戒酒也不一定那么彻底。
但孔子不著录这事的原因，似不在於不语“乱、力、怪、神”，而在於孔子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酒问事以来，酒行为便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延续的合理价值。
一味禁戒不是办法，也无从办到。
况且，肇乱之源并不在於酒本身，也不丰於饮酒行为之中，而在於人欲贪婪和无节制的滥饮。
上古那种相当绝对的禁酒办法与“中庸”之道不合，已属相对落后。
改良的办法是要规定一些具体的道德远东和礼仪制度，循循善诱，进行自我约束，辅助酒禁的实施，因而孔子提倡酒德是很自然的事情。
禁酒之教，是上古农业文明的遗产。
孔子和儒家文化并没有抛弃这一点，而是将它与酒政管理结合一体。
几千年来，酿酒业在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始终和民本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以及天灾人祸相冲突。
人多粮少，神多酒稀，不酿不祭不成，滥饮不禁也不成，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只能是禁酒原则指导下具体的酒政措施。
儒家赞赏的酒政管理，体现在《周礼》一书中。
《周礼·秋官》有萍氏之职：
“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
几（讥，通稽）酒即“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使民节用酒也”。
这与《尚书·酒诰》中“无彝酒”的要求下相符合。
《周礼·地官》司市下设司虣一职：
司虣“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虣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这与“执群饮”的禁令也相吻合。
萍氏、司虣，都是对付民间饮酒的，对贵族统治者自己则设酒官，有限度有节制地供给王室和大臣们用酒。
《周礼·天官》特设酒正一职：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
式法是作酒的程式方法，授酒材是授人以粮食、曲蘖之类的制酒原料。
为公酒者，指为公事而作酒，必因有事而授酒材，故亦为之“事酒”。
酒正为酒官之长，属下还有酒人、浆人等。
“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奉之”；“浆人掌共王之六饮。”
酒官之设，是与“饮惟祀”、“禁沉湎”的原则相一致的，可见命意之深。
总之，孔子和儒家的“酒禁”、“酒政”观念，谙要求官员和民间都 节制酒的消费，而非完全断酿酒、饮酒。
孔子终究懂得，酒是一种双重事物，“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虽可“起造吉凶”，但“德昏政乱”的根本原因在於人事。
所以他又说： “所谓失政者，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这样外貌安然，上下佚乐，继之以忍，“政出自家门”，“非天是反人自反”，是所以失政的根本原因。但毕竟“酗酒废政”是为孔子所鄙薄的事情。这是既含有对酒的谏诚，也含有对人的指责。
孔子和儒家伦理哲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酒德和酒禁体现了一个“仁”字，而酒礼则直接出於《周礼》。
《礼记·乐记》云：
“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南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酒礼在古代是一项很隆重的礼仪。
朝廷有燕礼，祀典中有献酒之礼：初次献爵叫初献，再次献爵叫亚献，三次献爵叫终献。献爵就是献酒。
民间仪礼中有乡饮酒礼，乡饮有四类：
一、宾兴（又叫鹿鸣）；二、乡饮；三、射饮；四、蜡饮。
乡饮酒礼也是“为国行礼”，意义重大，不取之於民，而作为“公酒”、“事酒”以乡为单位，由国家供给原料，授以式法酒材，使自酿之，由乡遂之吏主持其事。
不同与家族之内祭祖敬神，不得用公酒的规定。
酒礼的内容庞杂，它在不同的礼仪场合有不同的繁文缛节。
之所以繁冗，在於“寓禁於礼”。
比较通俗，比较典型的酒礼规则，有以下一些：饮酒不能至醉，饮酒的人要做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免得发生酒祸；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
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做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席次。
长辈命晚辈喝，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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