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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饮尽；上古的人席地而坐，座位中央置长形矮几，席次有尊卑之分。
饮酒的人有坐在席次上不脱鞋的，也有赤脚上座的。
同座会饮的叫做“宴”，能够饮酒的人饮酒，不会饮酒的陪座叫做“醧”。
闭门饮酒久而不止叫做“湎”，“齐颜色，均众寡”叫做“沉”。
礼制上规定：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在抵来说，饮酒仪礼约有四步：拜、祭、啐、卒爵。
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啧啧赞美，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卒爵”，就是干杯之意；主人敬客人酒叫“酬”，客人回敬主人叫“酢”。
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健康长寿”的话，所以敬酒又叫“为寿”。
客人之间相互交错敬酒叫“旅酬”，依次向人敬酒又叫“行酒”。
敬酒时敬的人和被敬的人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均以三杯为度。
《礼记·玉藻》云：
“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好如灑也，二爵而言言斯，礼以三爵而油油以退。”
这是为了怕“酒过三巡”而演出失态之故；酒礼与酒德的关系，在深层结构上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统一。
酒礼为酒德所规定，酒德又以酒礼为传播载体。
因此不妨这样认为：无逾酒礼，便是酒德。
儒家酒礼、酒德观念的规定，体现了孔子“克已复礼”的仁学思想，其含义是极其深刻的。
《尚书·酒诰》在“执群饮”、“予其杀”之后讲到，“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以什么为教？
《礼记》在阐释“乡饮酒”之义时说道：
“主人拜迎宾於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洗扬觯，
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
不慢不争，则远於斗辩矣。
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祸也。
故圣人制之以道。”
又说：
“吾观於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其寓义之大，远远超过了酒与礼的字面做含意。
围绕酒礼和酒德，孔子也曾作过直接论述，子曰：
“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钦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
孔子所最寄重的“丧祭”酒礼中，从上到下也贯穿着微言大义与教化精神。
孔子还说过：
“沽酒市脯不食。”
《汉书》颜注：
“沽酒在民，薄恶不诚，是以弗食。”
《论语》朱注：
“恐不精洁，或伤人也。”
孔子是按酒德的精神提倡洁净。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还说：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注：
“六十杖於乡。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后。”
这里又是按酒德精神提倡尊老尚贤。
孔子与儒家的酒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汉以后，统治者鑫以孔教为正统，士人对儒家经典十分追恋，十分迷信。
无论是研究各代政策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还是汇粹百家之言的巨典《古今图书集成》，纪酒事均先就《尚书》和《周礼》说起，“讥酒”、“谨酒”、“禁酒”、“礼酒”的原则长时期内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将儒家的酒德观念抬高到中国酒文化体系中的显赫地位。
自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初榷酒酤”以来，一种新的酒政思想（榷酒、税酒）开始抬头，并向儒家的酒德思想提出挑战，禁酒和榷酒成为历代频繁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
主张税酒、确酒的人大多基於国家财政观点，而主张禁酒政策的无一不是追随孔子之说。
从国家财政的实际出发，酒税、酒利难以割舍，因而酒税、榷酒政策历代均有保留，在实践中直接为治人者所用。
然而酒礼、酒德＝酒禁的思想，借助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领域却有广泛流传，特别是当“年荒谷贵”，“民食匮乏”之际，更直接转化为政策禁令，屡屡获得实施，因而禁酒的记载，历代也史不绝书。
苏轼、邱浚和顾炎武便是后世提倡儒家酒德文化比较典型、比较著名的几位人物。
宋代苏轼是反对新法确利理财，推崇周公禁酒正德的。
他说：
“自汉武帝以来至於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苏东坡的言论是很深刻的，他不惟反对确酒病民，夺人之食，进而宣扬“重德教轻功利”，维护“先圣”禁酒之训。
这一点，他的弟弟苏辙说得更明白：
“故世之君子，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旖》之篇，以自戒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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