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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於前哉！”
明代邱浚对《尚书》、《周礼》的酒德、酒禁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
他在《酒诰》之后所加的按语中说：
“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於冠婚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
他把《礼记》寓禁於礼，以备酒祸的道理讲得很透彻，他说：
“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於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於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邱浚这种酒能伤身致疾乱性败德的言论，也是以《酒诰》和《周礼》作为实行禁酒政策的经典根据的。
多少年来这已成为中国酒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了。
邱浚之后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是个酒德论者和禁酒论者。
他在《日知录》中说：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在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他感慨周礼之教，“先王之於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
周书酒诰，厥或告曰：
“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於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虣以属游饮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
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他又说：“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爻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麒有云：传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於火，而其亲人甚於水。
有以夫，世尽於酒而不觉也。”他反对明清之际酒禁大驰，酒礼、酒德为人遗弃，“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於饔餐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顾氏挺身而出，力挽世风。为儒教的酒禁传统充当最后一批守护神。
经济不断发展，酤饮这俗，势成燎原。民间躬耕陇亩，伐薪山林，无酒不能驱寒：婚丧嫁聘，无酒不能成礼。社会基层的生活需求，业已形成酿饮消费的主流，儒家酒禁之教已形陈腐。越来越多的士人转而倾向“寓禁於征”的榷酤（公卖、专卖）思想。禁酒政策走到了它的尽头。然而，纵观儒家酒文化的深层内涵，其中仍不乏积极进步的沉淀因素。历经三千年的文化烟云，节粮节炊，敬老赏贤的酒德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继续存在和提倡的社会价值。我们在指出儒家酒文化观念一系列社会局限的同时，也必须肯定其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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