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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见约，故不敢尽量耳。”此为凭经验不能尽其量，是一种不正常的善。
另一则故事说：梅尧臣尽管可饮百许盏，“然醉即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也。”
后两者并不能以自己对“醉”的感受把握酒量，可以肯定，他们对“酒中趣”的感受是极为有限的。
古人之“醉”实际是指一种与酒量极限若即若离的特殊境界，酒量的大小很多时候是指对醉之程度的把握。故有“似醉非醉”之说。
苏轼云：
“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
饮者追求的恰恰是这种“既醉”状态。
也如李时珍言：
“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
此时饮者才思敏捷，才华横溢。
苏东坡在其《水调歌头，中秋》一词题跋中称是在“大醉”之中“作此篇”的。显然其言“大醉”有所保留。
据传，“醉圣”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正因为如此，才可能有“斗酒诗百篇”的美名传世。
据此推测，古人诗文中频繁出现有关“醉酒”的描述，实际并非在饮酒过量的真醉，而是饮者正在努力体验“既醉之适”的特殊境界，可谓恰到好处。难怪宋人载苏东坡评陶潜诗句“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一句时说：
“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
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此一语全道破其中的真谛。
当然，说古人对酒量和“醉”的理解有一定游移性，必须排除屡见于古代作品中的艺术夸张。
经常耳濡目染古人所作醉歌酒词，难免不对其酒量得出失真的印象。
好在这类明显的夸张容易鉴别。
如古诗中多见“一饮一千石，一醉三千秋，高卧王城十二楼，吴姬越女娇相向，痛饮须尽三千觞”这类句子。且古人盛传千钟百觞，尧舜之饮也。唯酒无量，仲尼之能也。其中的“千石”、“千觞”、“千钟百觞”是显而易见的夸张之笔，并不传达实际酒量。
古人作如此夸张之由大概有二：
一、酒性酷烈狂猛，表现丈夫气、阳刚美。因此无论是玩词弄句的柔弱书生还是喋血沙场的壮士男儿皆尚“海量”。
二、以饮酒、酗酒为德，行欢饮之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某人酒之大海总是与其抱负、度量、胆识之间有和中必然的联系。自古以来便有“圣人千钟”之说。名列高阳之秆的名士不是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之志，能饮酒一石，便是有大度，饮酒一石不乱。
既然古来的贤人名士皆有海量，后辈自当竞相效仿；酒量越大，也必然才识德行越高。东汉学者王充曾对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夸张大兴问罪这师，质问：
“圣人胸腹大小，与人均等，若饮千钟，宜食百牛，能饮百觞，则能食十羊”；
而：
“文王孔子，率礼之人，垂益后世，岂千钟百觞耶。”
何剡也说：
“尧酒千钟……盖委巷之说。”
这种刻意夸张肯定对古人以饮为德之风的盛行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酒量与量衡
言于酒量，必以有确定意义的量的概念作为依据。饮酒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古人酒量的主
要指标之一。
古时常见的量酒单位和器具有斗、石、升、斛、钟、酌、盏、觞等，其中斗、石、升斛皆代表确定的量。依古制（盛于秦汉）：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量之极也。
史载汉代廷尉于定国能饮酒数石不乱而“益精明”，空前绝后，被益为“古今第一高阳”。
其他许多能饮酒一石而不乱者，如汉代的郑玄、卢植，晋代的刘伶，前燕的皇甫真，后魏的刘藻，南齐的沈文季、邓元超、陈叔宝，北朝的柳謇之等。可见在两汉魏晋时期，饮酒逾石者并不罕见。
唐宋名士中很多人喜以“酒圣”、“酒魔”、“醉仙”、“醉龙”自冠，但唐、宋人列传中评论其人好酒量之语不过是“饮酒至斗不乱”、“逾斗不乱”、“酒至斗余不乱”，饮酒率石论斛者已不可见。给人印象唐宋之人的酒量已不能与前人相比，就算“斗酒诗百篇”的“醉圣”李白也不能望其项背。其原因之一，在于隋初变革秦帛量衡所致。隋制为以后各代沿用，变动不大。根据隋制新订的“斗”、“石”、“斤”皆相当于古制的三倍。后人得出结论：唐以来遂无饮酒至石之人，“盖自隋室更制度量，而斗号石倍大尔”。
即使如此，唐宋之人对汉代饮酒逾石的记载仍持怀疑态度。他们对斛石的量提出质疑。在宋以前的量酒单位中，已常见斛石并称。该制不知起于何时，但可肯定在两汉时代已经存在。“定国数石而精明，郑玄一斛而温伟。”石本为五权之一，等重一百二十斤。以斛易石测定谷物数量尚无太大问题，但以石为单位量酒就会引起错误，因为酒的多少与谷物量没有必然联系。唐人依汉法制酒，一斛谷物酿厚酒（醇）可得六、七斗，酿薄酒则可得十五、六斗。由是观之，若以斛为权，则汉时一斛相当于十五、六斗酒，若以斛为量，一斛则相当于一百九十斤谷物。由于两者均不能与实际的斛石定量相合，故后人干脆认为：“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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