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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马承源的实验）是可信的。
五、量与醉的相对性
古人强调“酒以成礼”。
何为“礼”？
一般而言，“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冲然以退。”
但这仅是通常的标准。
实际上因为饮酒牵涉的因素十分复杂，所以简单以“礼”一言以蔽之是不足的。
故又有“酒以合欢”。“礼”与“欢”相辅相成为最佳境界。
由于大多数饮者的酒德是即要“成礼”又要“合欢”，因而酒量难有定数，但酒量大小
也会因气氛和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酒逢知己千杯少”道出了酒量随境而变的道理。
战国时齐人淳于髡不满齐威王的弊政，以酒喻政，也讲出一番“饮一斗亦醉”的哲理。
它称得上是一篇饮酒的“相对论”：
“见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
有严客，侍酒予前，时赐余酒，奉觞上筹，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想见，率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间之令，男女难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坠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与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减，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乡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此段话将饮酒环境、气氛与酒量的关系讲得极为传神。
影响古人酒量的典型氛围诸如悲欢离合、高朋满座、倚翠偎红等。例如历代文人喜“酒”、
“色”并举，饮酒时总得有仕女粉头伴旁劝酒，吹歌弹唱、丝竹并奏。色助酒兴，酒壮色胆，饮者在这类场合免不了开怀尽兴，酒酣耳热，酒量一反常情而大增。“吴姬劝酒弗觉醉，花间行板能几何”、“美人二三酒数斗，杨柳矶边少淹留”、“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之类佳句，古诗词中举不胜举。后人评史，言及“纣踞妲己为长夜之饮”和“信陵君与客长夜之饮，每在妇女”时，称此“则是兼色欲而达旦之意”。古人在饮酒中发展出一整套既合“礼”又不失“杯中趣”、既能增进酒量又能“饮而不乱”的“饮道”。
明代袁宏道的《觞政》最有代表性。文中将不同境遇下的饮酒适度表达得淋漓尽致：“饮喜宜节，饮芬宜静，饮倦宜恢，饮礼法宜潇洒，饮乱宜绳约，饮新知宜闲雅真率，饮杂揉宜逡巡却退。”
其文强调“凡醉有所宜”，即“醉月宜楼，醉署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醉豪客宜挥觥发浩歌，醉知音宜吴儿清喉檀板。”如前言，此处之“醉”非真醉，而是指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境界。《觞政》并列出“五合十乘”，认为它们均能影响人的酒兴和酒量。“五合”是：“凉月好风，快雨时雪；花开酿熟；偶尔欲饮；不饮成狂；初郁后畅，谈机诈利”。
“十乘”是：“日炙风燥；神情索莫；特地排当，饮户不称；宝主牵率，草草应付；如恐不竟，强颜好欢；草履板摺，谀言往复；刻期登临，浓险恶雨；饮声远缓，迫暮思归；客佳而有他期，妓欢而有别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
只要仔细加以品味揣摩，这套具体详尽的“宜”充分体现出古人对自然与人伦的入微体察和深刻认识。
对此，现代人对饮酒后古代文化生活中的意义叹为观止。
所言，饮酒在我国古代已逐渐形成一套复杂的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远在现代之上，这使得古人的酒量既受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价值观和道德感的体现。
因此，只有在充分考虑到影响它的物定历史环境、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状态，避免以“酒”论酒，以“醉”论醉，才可能从完整的文化意义上去了解古人善饮嗜醉之迷，才能对古人的酒量得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当然进一步得到古人酒量的完备详实的知识，最后还需更多民俗史和考古学资料的证据，这将有待于学者们将来的努力。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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