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亚文化，它双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因此，对酒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评判问题。本文拟循着中国饮酒文化的主要发展线索，对有代表意义的饮酒精神作一初步的分析与概括。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特征。实用理性（包括道德理性）自先秦以来，一直支撑着儒家（包括儒释道合流后）的思想殿堂。这一特征自然也毫无例外地显现于中国酒文化之中。
载于先秦文献的《酒诰》，对饮酒的经济、审美等功能未涉及只言片语，所讲的完全是酒德。
《礼记·乐记》说：“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
“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此先王这所以备酒祸也。”
按孔颖达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是：
养豕造酒本为行礼，非为制造祸乱。
因酒而起之祸，只是酒的流害所致。因此，先王制定一献百拜这样繁琐的饮酒之礼，以防止酒醉为祸。这里没有丝毫的神秘性，也没有高深的思辨。明示的只是清醒、冷静与平易的实用理性，既不一叶障目，也不因噎废食，只是要人们饮酒而不醉，圆满成礼，实现目的的具体办法明了易行，胆要达到的道德标准则是至高无上的“成礼”。“礼”是孔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广涵博大，在酒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实用理性似有如下方面：
其一，尊长养老。
《礼记·乡饮酒》载：“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其二，和谐人际关系。“酒食者，所以合欢也。”（《礼记·乐记》）
其三，扬勤俭之德。《尚书·酒诰》载：
“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德将无醉，惟曰，我迫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藏。”
其意思是要教化人民的子孙，凡土地所生之物要爱惜之，能如此，则其心为善。
爱惜土地所生之物，就不可无度饮酒以致浪费。
其四，明贵贱有别。《礼记·乡饮酒》言迎客之仪时说：
“主人亲迎宾及介，而众宾自从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从宾自入，贵贱之仪
别矣。”孔颖达认为，主人迎接宾及介与迎接众宾的不同礼仪，表明宾介贵于众宾。
如此规定的目的在于饮酒也必须明确贵贱之别，但当时原始平等的遗风尚未完全消失，因此，明贵贱并未到唯贵为尊的地步，饮酒间：
“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
其五，不误国政。《酒诰》以很大篇幅总结殷商成败原因，谓自成汤至帝已，百官：
“罔敢耽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
因而能成王道，明其德，致国事昌盛 。而纣王“荒腆于酒”，昼夜不息，终致“酒腥闻于上，故天降丧于殷。”
在孔子时代，“礼”已成为维护早期奴隶制的典章制度，但是，“礼”毕竟是原始礼仪逐步演化、发展、经规范化系统化而成的。见于经典的礼尽管有尊卑贵贱之别，加入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内容，但仍然保存了许多原始遗风。诸如葆长者、主和睦、勤俭节约等都是原始民主情与人民情的延续，被人民尊为美德。源自华夏民族原始遗存的先秦饮酒文化主流，在大一统的西汉时期仍然产生着主导性的影响作用，但是，到了魏晋时期，中国酒文化的走向就发生了急剧转折。
论及魏晋时期的饮酒文化，大概没有不涉及竹林七贤的放浪狂饮和陶渊明的沉酣之饮的，且多有微词，尤其是对于前者。放浪形骸，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自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以魏晋时期的放浪行为却不可简单以一般生活逻辑加以推断。中国文化的入世主流具有对现实生活刚健有为的优良传统，但也决定了中国人缺乏一种稳定的终极关怀。一但实现的理想与希望破灭，就会出现“身心不知安顿去处”的精神危机。魏晋时期，儒学定于一尊的地位发生动摇，谶纬宿命观念亦复破灭。
传统的意义体系的崩溃必然使人闪感到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迷惘，产生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而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和惊心动魄的倾害杀戮更加剧了这种迷惘和悲伤。
    因此，感喟人生，悲叹命运，成了魏晋文士的风气。由于强烈的感到人生无常，存在短促，又没有超越此岸的宗教慰籍，人们便更加重视现实人生，或积极进取，及早成功；或纵情享乐，倜傥不群。魏晋酒文化精神就是循着这两条路径而形成其鲜明特点，前者以曹操为代表，后者则推嵇康、阮籍、陶潜等为代表。曹操尽管功名赫赫，权倾一世，但在魏晋这样的特殊时代，也未超脱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喟叹，留下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的饮酒名句。面对死亡无法避免的铁律，这西位雄才大略的枭雄，也要到饮酒中去寻觅慰籍与暂时解脱。但曹操毕竟是壮志已酬、大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