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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握的治人者，魏晋时期战乱与社会动荡对他的心灵只有一种折光式的投影，并无朝不保夕的忧虑。社会的无常只是加深了他人生无常的哀怨，因此，他在叹喟之余更积极的进取，是对人生易老的抗拒，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共存的意念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的饮酒精神，体现了觉醒者在个体存在危机感中寻求慰籍的同时加倍奋起有为的意念。这种对生死的意识，对生命意志的自觉，以及为之寻求慰籍，愈益进取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存在，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前进性。魏晋士族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十分激烈，互相倾轧，阴谋夺取，残杀异己形同家常。门阀士族的成员往往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互相残人世间的漩涡，无端丧失生命。嵇康、阮籍等作为士族阶级的一员，人生无常之感更为强烈与深重。因此，他们寻示慰籍的方式与曹操迥异，是狂饮纵乐，放浪形骸，高谈玄理，洒脱不拘。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世说新语》）刘伶：
“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酒德颂》）竹林七贤狂乐豪饮，放形恣肆，世人皆知，此处无须赘引。
陶渊明不是士放地主，不存在被身不由己卷进士族倾轧是非场的危险，因此面对险恶的世道，他选择可以是退避田园山林，他不是纵酒变玄，而是吟咏山光水色，沉醉酒乡。
“能让我常醉于酒，平生之愿足矣。”
仍然是蔑视政治，殊世不群，但愿长醉不愿醒，真意与“七贤”并无二致。
自然，嵇阮式的狂饮与陶渊明式的沉醉都不可提倡，但他们这种无视俗套、傲岸不群仍然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
首先，他们的豪饮都是一种政治退避的手段。
在那个动荡无常残害无已的时代，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法以理情把握的，嵇阮陶令命运摆布，唯一正当的选择便是退避，而这种 退避又不是逆来顺受，聊以余生，而是以谈玄理、咏山水，狂饮沉醉来表示殊世独立，与争夺权力场中的士族阶级和黑暗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出一种如寒夜孤星般引人注目的高超内在人格，这实际上是对黑暗的反抗，对不合理的否定，对光明的沉重的呼唤。
其次，魏晋狂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人生，对现实生活的热烈眷受与激烈追求的表现，无论是嵇阮的纵饮，还是陶潜的沉醉，都没有消沉认命的气息。恰恰相反，他们的酒风只能给人以为抗拒命运、追求现实人生而拼命相搏、痛苦挣扎的感受。但愿长醉，却十分清醒，对性灵的自由，对山水的体验，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深知社会险恶，人生无常，因而要寻求长醉，以求暂时的解脱，灵与肉都在挣扎，而极度痛苦的挣扎又不是熄灭生命之火，而是使生命之火燃得更旺，尤其是有为一般性格的酒相助，他们生命之火就更炽焰冲天，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酒风人格才在魏晋那样的惨淡时代闪现了独特的光华，留正职鲜明的遗迹，使后世论争少不了“魏晋风度”（鲁迅语）。隋唐以后，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中国历史由动荡分裂进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统一与繁荣时期，李唐经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国势强大，社会繁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堪称辉煌灿烂。 中国文明以气势恢宏、函容博大的姿态出现于世界。随着社会的巨变，魏晋时期那种对人生无常的思虑异常激烈，对社会险恶感到心惊肉跳的文人士子基本上消失了，见诸文字的文人的行为、情感、理智都已是另一番景况，唐前期的文士身处江山壮美之世，政治清明之时，（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其精神世界的主要倾向是积极向上，创造进取，他们的饮酒精神亦展现出汪洋恣肆、畅达明快的风貌。但是，盛唐尽管带来了相对安定繁荣的社会，给人们的现实生活以相当大的安全感，却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入世主流，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彻底消除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只能缓和这种矛盾，这一切也必然刺激文人的心灵，折射到他们的饮酒风格上去。因此，盛唐文化留下的饮酒咏叹总是热烈向上与淡淡伤怀的和音。王维有《渭城曲》道：
“渭城朝雨挹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作为送别诗，且是送朋友出使荒漠的安西，别离的感伤自是难免，“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道出的伤别之情是那样真切感人，但整个送别的场面又是那样清新明快，给人的感受不是深沉的悲哀，而是淡淡的伤情和对友人、对人生事业的关切和激励。王维的《凉州词》又道出另一番饮酒情境：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战争残酷，死是常事，因而要以一醉解脱。
其中悲伤意味催人泪下，但诗中的马上饮酒如此之美，醉卧杀场如此壮丽，传达的又是豪迈、旷达、勇往无畏的情怀，诗人难忘疆场性命之忧，欲以大醉排解，却又满怀效命沙场、建功立业的激情，似乎再大的伤感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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