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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不住追求壮阔人生的向上精神。盛唐酒风典型的代表自然是李白。
李白一生以酒为命，留下了大量饮酒绝唱，面对人生短促，他高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面对盛唐皇帝，他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甚至醉卧至尊眼前，逼得高力士为之更衣脱靴，其纵酒为乐，放形不驯，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李白纵酒并没有政治退避心理，他傲视皇王而无敌意，叹息人生而不恨无常，反抗现实而不绝望于社会。他纵饮沉酣却不忘：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支帆济沧海。”（《行路难》）
他把酒问月也不为浩渺宇宙所摄服，尽管对明月经天，万古如一，疑问重重，但都无碍人生，而“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李白的忧愤是天才无由施展，恨未建功立业，急欲突破羁绊，畅所欲为，实现人生抱负的情绪，其酒歌饮迹中，尽管不泛愁绪，却总是透露出青春意气、豪迈爽朗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李白同时代的酒仙众多，基本情绪与倾向亦无大异。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咏者，无不情怀高远，天才荣丽，气度浩然，雄风万里，或“饮如长鲸吸百川”，“皎如玉树临风前”，或“挥豪落笔纸金烟”，“高谈雄辩惊四筵”，何等潇洒无忌、光彩照人；何等意气昂扬、才情风发！杜甫本人历经在唐由盛而衰的巨变，后期潦倒贫病，伤感悲凉，但他能如此描写饮中八仙，说明他也不愧是豪饮之士，更不乏盛唐饮者的壮阔情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转入了衰微时期，地方上割据纷争连绵不绝，朝廷内部阴谋夺权此起彼伏，五朝式微，政治黑暗，人民与国家日益背离，最终走向对抗与冲突，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抱负也不断破灭，对国事政治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疏离。唐朝倾覆后，经短暂的分裂建立起来的宋朝，尽管在经济上仍有巨大发展，但政治上却并未出现多少新气象。赵宋开国不久，人民的武装反抗就接踵而来，皇家没有采取缓和矛盾的措施，反而愈益强化集权，进一步把政治变为皇室一家的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确要功臣不问国政，专事享乐。开国功臣尚且如此，一般文士要一展宏愿创建功业就更不可想象了。随着封建制度盛期逐步远去，其气度日渐狭隘和政治包容性逐代萎缩，文人士子与政治疏离也越来越加深了。不能“兼济天下”，就应“独善其身”，但这只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人格，多数是做不到的。
因此，中唐以后，无门“兼济天下”的文人大多未能“独善其身”，而是转向细腻温馨的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但个人生活并不能解决终极的安身立命问题，因而又难免人生空漠的深沉悲哀，这种情绪在酒风中表露得十分明显。盛唐时王昌龄、王之焕、高适旗亭赌酒，是那样的心怀高朗，意气风发；李白、杜甫、高适汴梁会饮，也是痛快淋漓，狂放激越。而衰微时期的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在白居易家中会饮时，共同欣赏的则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潇潇芦狄秋。”（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唐后期文人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豪饮之举和壮阔的饮咏，但总的倾向是趋于感伤和忧郁，终不免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宋代文人好酒者较之唐代更多。宋词中的饮咏，主调更为悲凉，关怀所在与政治社会也更疏远。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宋词名手都有许多饮酒之作，在他们的咏叹中，与酒相伴的或是儿女情长，离情别恨；或是秋风落叶，浩缈烟波；或是惜春伤情，人生悲叹，境界远不及盛唐饮咏开阔，却细腻、灵巧、回肠荡气，不见功名业绩，只见人情心绪。
苏轼是豪放派词风的开启人。他饮酒放歌，谈玄说理，咏史怀古，感时伤事，意趣阔大，但与同是豪放派的李白相比，他的饮咏却仍少有向上的热情，即使面对“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观，他也在感叹“人间如梦”，委“一尊还酹江月”。最终萦怀的是人生空幻之感。谪居黄州后，苏轼的人世空漠感就更加深重，曾留下一首不可多得的咏饮词《临江仙》。然而，苏轼要借酒消除的不是一般的政治失意、功业无成的忧虑，而是感叹“此身非我有”，愿忘却一切现实功利，乘舟“江海寄余生”，现实的欢乐与痛苦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的追求已是远离现实，超尘脱世的老庄式人生解脱和精神自由。但是，苏轼又未曾真正逃避社会皈依佛门，也未退避于田园山水之间：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千古。”（《渔父》）既轻看人间世事，骨子里又眷爱现实生活，超世与用世、精神解脱与生命欲望之间长期冲突搏击却难于有个结果。在苏轼的时代，从总趋势看，酒已不再催发文士建功立业的豪情，而是个人追求慰安与自由的心境。封建社会没落了，饮君子们也将离率而去了。论者对饮为吟花赏月，醉为离情别恨，及苏轼为逃世而沉酣一类的宋代文人的酒风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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