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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经把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作为人类艺术心理之两极的象征，酒神精神是癫狂、亢奋、大悲大喜、漫无节制，是崩溃和幻灭时的极度兴奋，日神精神讲求节制、理智、在现实生活的梦幻中泯灭个性的烦恼。而罗思·白纳蒂克（Ruth Benedict）则依据一些原始民族的调查研究认为，从一开始，文化就有酒神型和日神型的类型差异，它们各有其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沿，形成传统。李泽厚受这个观点启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不是日神型的，也至少不是酒神型的，具有“主冷静反思，重视克制自己，排斥感性狂欢”的文化特征。但就是这种重理性的非酒神型文化，却产生了源远流长的诗酒文学传统：从《诗经》时代开始，人们就吟唱起“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的句子；而从魏晋时代开始，中国文人诗歌更是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辛弃疾，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存世600 多首词就有300 多首是写到酒的，这不仅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典型：从他这里，我们可以清楚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酒的情结，是如何而来，又如何而往。
一、“酒兵昨夜压愁城”
英雄豪气在现实压抑下的
自我麻醉和反自我麻醉的挣扎
辛弃疾，首先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在实践方面果然可以建立事功的，有谋略、有胆识、有眼光、有手段、有才华，而且有权变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在北方金国统治区内参加义军的一段经历；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再多写几篇《九议》、《十论》，恐怕也要被怀疑是纸上谈兵。这是辛弃疾比大多数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幸运的地方。但这幸运却铸成了更大的不幸。“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之后，是奉表南归，和长期地沉沦下僚，不仅没能受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在统一大业中展现英雄本色，反而屡遭打击、排斥，甚至两度在乡间闲居长达二十余年。
辛弃疾的幸运在于他有青年时代的军事业绩。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虚的，在战争年代犹为虚；立言是浮的，而且往往大家都能说，也就不值什么——惟有立功，有宋以降，文人们常常可望而不可即，却被辛弃疾占到了，从而确立了他不仅有英雄之志更有英雄之才的口碑。但是这英雄业绩，正造成了他南渡之后心理上更大的反差。王兆鹏先生说：“宋南渡词人大多是有才有志有勇于进取的英雄志士，他们对英雄受压抑、遭排挤的苦闷和无路请缨的悲剧有着切身体验，因而无法伸展的压抑感与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南渡词所表现的一种普遍心态。”由于巨大的反差，在辛弃疾这里，这种压抑和苦闷表现得尤为深切。
压抑之深之切，满腔报国之志、建功之策，只好全换作“长年耽酒更吟诗”（《添字浣溪纱》），在诗与酒的个人天地里忘却忧患；只好全换作“醉乡稳到无风浪”（《鱼家傲》），在醉与醒的瞬息之间抚平伤痛；只好全换作“许多愁，问君有酒，何不日丝竹”（《归朝欢》），在酒精和音乐的感官刺激中寻求人生所剩不多的欢乐。“问何可以平哀乐，唯是酒，万金药”（《贺新郎》），因为，“人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酒杯虽小，能容五湖倦容；天地虽大，容不下一个英雄。文韬武略，只能用来镇压自己的英雄志气，所以叫“酒兵昨夜压愁城”（《江神子》）。一个“压”字，深刻体现了英雄豪气在自我麻醉与反自我麻醉之间的挣扎。这种斗争之残酷，不亚于一场战争。
辛弃疾虽然了有指挥酒兵镇压愁绪比较成功的时候，也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西江月》）；甚至要在酒杯里大彻大悟了，“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水调歌头》），把人生的得意与失意，都看成是南柯一梦；或干脆就泡在酒里不起来，把一切都丢在脑后，“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卜算子》）。但是，终归有醒来的时候，终归禁不住“宿酒醒来，算只有清愁而已”（《满江红》），伤心依旧，无奈依旧。
即使没有醒，即使还在醉中，满腔壮志也难以忘怀，还要“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还要看见“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轻杯”（《水调歌头》）。所谓“忠愤所激，不能自已” ，本来是个英雄，说“身后虚中，何以身前一杯酒”（《洞仙歌》），不过是激愤之词而已。
所以，“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水调歌头》），酒并不能真正使英雄平静；“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浪淘沙》），身世之感挥之不去，拂之还来。一个现实世界里的英雄，无法真正沉溺于用酒渍成的虚幻世界中。“大及王朝的国步方蹇，小则个人的命途多舛，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价值的巨大失落感”，在现实的压迫下，化作满腔的愁绪和痛楚，要消除它，调动千万酒兵亦不能操胜算。说到底，是词人想消除而又不愿就这样消除心中郁积而成的矛盾，“又怕是，为[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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