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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长在醉中”（《声声慢》）。此情此感，千载而下，犹令读者扼腕长叹。
正如张玉璞、刘加夫二位先生所言：“他（辛弃疾）借酒麻醉神经，消愁解忧。……在稼轩集中，固然不乏以酒壮怀，以酒叙悲之作，但更多的却是借酒达成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但是，麻醉却无法麻醉，逃避却无从逃避，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世伤生和匡济之志，就象无所不在的地下水，总能找到一个缝隙，涌将出来。原来，英雄也和所有在儒家传统思想浸染下的文人一样，有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所以，只有举杯消愁愁更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的醉酒，虽然是一个英雄的醉酒，却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醉酒，“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酒神精神，不是那情欲的狂欢和本能的冲力，而仍然是在人逃避中寻理解，于颓废中求醒悟，仍然有着太多的理性。……围绕着酒和醉的，仍然是人世的烦忧，人际的苦痛和对人生、对生活的理性执着和情感眷恋。不是本能的冲力，不是这冲力所要求或造成的对人生世界的捣毁、破坏和毁灭，而仍然对人生对世界是那样地含蓄温柔、深情脉脉、情理和谐。”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辛弃疾的借酒消愁，和无法消愁。
二、“醉时拈笔越精神”
酒，暂时解放了诗人逸趣，
却无法使其真正摆脱精英情结
辛弃疾是英雄，也是诗人。身兼英雄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也是精英知识分子所向往的。
作为诗人，辛弃疾“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所以有人说他是继苏轼之后，完成了词向诗的回归，从言情回到言志。但是纵观一部稼轩词，婉约之作又未必少过豪放之作。虽然田同之说“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有情而无技艺，不能为诗”，仅仅用“英雄之词”来概括辛弃疾的诗歌艺术，用英雄豪气和忧患意识来作用“辛弃疾发为歌词的内驱力”显然是不够的。
辛弃疾作为诗人的艺术天才不容抹煞，但却常常隐没在“英雄”二字的阴影之中，这不仅在论者，在辛氏本人也是这样——若没有酒的浇灌，诗人逸趣恐怕很难摆脱知识精英的救世情结而进行个人化的艺术创造。所以，诗与酒，在辛词中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具有独特艺术思维的作品中尤其如此。辛弃疾自己也说，“醉时拈笔越精神”（《鹧鸪天》）。
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以及为官时帅镇一方的政治地位，使得辛弃疾有条件“长年耽酒更吟诗”（《添字浣溪纱》），过着“咫尺西风诗酒社，石鼎句，要弥明”（《江神子》）的生活。当作为英雄的人生价值无法实现时，作为诗人的艺术创造的确给了他很大的补偿性快慰：“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临江仙》）。这句以唐代宰相裴度自况的词的，很能说明他的这种心境。所以，他才会乐此不疲，“正要千种角酒，五字裁诗”（《婆罗门引》），甚至于依赖这种生活，连生病也不顾，“病中留客饮，醉里和人诗”（《临江仙》），把诗酒当作全部的人生来过。
但是当作毕竟仅仅是当作，“水云乡，可堪醉墨几淋浪”（《鹧鸪天》）不可能占据辛弃疾的全部心灵。“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水调歌头》），在儒家思想浸润下的辛弃疾，无论如何不可能真正把诗酒人生作为价值取向；“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声声慢》），一个“剩”字，道破了深藏心底的无奈。诗人逸趣，在酒的作用之下，人知识精英的传统价值取向和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但也只是暂时的。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
这是一个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跳出的理性态度的范围，辛弃疾也不例外。短暂的超脱之后，是深沉的后悔，“细数从前，不应诗酒皆非”（《新荷叶》）；是更深的伤痛，“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不仅饮酒作诗，还说剑醉舞，“在舞蹈的沉迷中，人们跨过了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鸿沟，走向了魔鬼、精灵与上帝的世界”，却也终于要感到“颇堪哀”。正如辛弃疾不能象酒神型文化中的人那样纵酒作乐一样，他也同样不能在文艺创作中泯灭作为一个日神文化中的人的强烈理性思维。
有人也许认为辛弃疾是道家思想的，或到少是“外儒内道”的，而辛弃疾自己也说过，“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洞仙歌》）。但正如罗兰。巴特所叹息和讽刺的：“我们一般倾向于相信，至少时到今日，想念作家本人可以宣称自己作品的意义分辨……去向已故作家审问他的写作动机，以便肯定其作品的涵义”，辛弃疾自己的话，也未必百分之百能体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如果仅凭这句来说，辛弃疾当然是崇庄老的，但是试看庄子云“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辛弃疾怎么能做到“弃世则无累呢？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西江月》）这样的句子，只不过是牢骚之词，更深切的，是“身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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