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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杯中，万事皆空”（《浪淘沙》）的叹息。
总而言之，由于外在的原因，无法做英雄；由于内在的原因，无法安心做诗人。虽然他的英雄志气和瑰丽诗篇长流后世，但是对辛弃疾本人而言，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紧紧缠绕着他的一生。人生悲剧便由此而来。而这样一来，酒，便沦落到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纵酒颓废。于是有“拚却日高呼不起，灯半灭，酒微醺”（《江城子》），于是有“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于是有“有时醉里唤卿卿”（《西江月》）。猛然读之，不敢相信这是一位英雄。但是我们也不该因此而贬低他。正如别林斯其所说：“在由巨大的社会疾苦所引起的深刻忧伤的重负下，甚至呈现委靡都可以原谅。”可以说正是这颓废，正加重了辛弃疾人生的悲剧色彩。
不过，辛弃疾并不是古代神话中的悲剧英雄，他的人生悲剧，也具有凡人色彩。
三、“酒兴诗情不相似”
英雄之酒诗人之酒很不相同；
居官之酒在野之酒大异其趣
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注》分五卷，卷一《江、淮、西湖之什》收的是辛弃疾1167年到1181年的词作。这一段时间，正是辛弃疾渐渐从屈身下僚到任地方大员的过程，其中更以1170年任朝廷司农寺主薄和1172年任地方上滁州知州为转折。应该说，这是辛氏到南宋后，比较“得意”的一段时光，虽然平复之志遥遥无期，但毕竟在一步步往上走。这段时间，酒喝得并不少，“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水调歌头》）。甚至也常常“且画堂，通宵一醉”（《八声甘州》）。但是整整十四年时间，只留下七十一首词作，怎么也算不上“醉时拈笔越精神”（《鹧鸪天》）。而且英雄之气似乎也并不那么壮烈了。且看他1181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作的《水调歌头》曰：“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口气之倦懒，直与黄庭坚“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相近，再看1170年任司农寺主薄（京官）时泛游西湖时所作之“有酒重携，小园随意芳菲”（《新荷叶》）句，与富贵闲相晏殊之“去年天气旧亭台。一曲新词酒一杯，小园香径独徘徊”又有多大区别？虽然目前的生活离自己远大的理想还很远，但竟也就满足了；虽然自己所痛恨的事情还未得到扭转，自己所热切希望的事情还只有微弱的希望，壮怀豪情却也平静了许多；功业并未成就，却生出向往
诗酒隐逸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辛弃疾虽然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需要醉心的幻影，快乐的假象”。卷二《带湖之什》收的是辛弃疾1182年被罢官后下乡隐居生活时所做。而这十年，居然存世176 首词，是前十四年的两倍还多。而就在这十年，喝酒的快乐越来越少了，而愁绪则越积越多，喝酒不是为了助兴，而是消愁了，“酒兵昨夜压愁城”（《江神子》），“愁滞酒，又独醒”（《贺新郎》）。而且英雄感慨之气也越来越多，“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当初做官，做大官时想喝酒做诗之闲适，如今真的闲适了，真的可以喝酒做诗了，却发现不堪忍受，“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最具有对比意味的是，1172年（卷一之时）在滁州知州任上时，辛弃疾做词曰：“酒如春，春色年年依旧”，用的是《感皇恩》的词牌；而在带湖隐居时则做词曰：“老去逢春如病酒”，用《定风波》词牌。
卷三《七闽之什》收辛弃疾复出，在福建做提刑安抚使时的词作，仅存世32首，年均8 首，比卷二的年均近18首，又少了一半多，而激愤的情绪又缓和了许多，“引壶觞自酌，须富贵何时”（《临江仙》）；而雅趣又来了，“尊前似点莺花数，何处捧心颦，人间别样春”（《菩萨蛮》），而且又可以畅饮适意，“且对东君痛饮，莫教华发空催”（《西江月》）。这中间的变化真是太明显。看来，要做到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非常难啊！辛弃疾当然不纯是为当官而喜，为罢官而忧，英雄之志气与本领能否舒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观其词，做官与不做官时，情感的起伏，实在与常人无异。
卷四是从闽帅罢官时的作品，卷虽编年不能确认，但据邓广铭先生考证，也十九是罢官时之作 .这样一算，辛弃疾600 多首词，只有百余首是做官时所作的，其余500 多首都是罢官时之作，而且一罢官语气神情就都激愤起来。卷三喝酒还喝得挺高兴，卷四就成了借酒消愁，“许多愁，问君有酒”（《归朝欢》），就成了借酒消愤，“掩鼻人间腐臭场，古来惟有酒偏香”（《鹧鸪天》），不能不让人觉利“以物喜”，“以己悲”的成分很重。固然，做官符合他进取向上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他在任时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设飞虎军、兴修水利、扶贫救荒、宽征薄赋等等，但也不能不说于英雄之节有亏。
杨海明先生曾说，同一位词人，“其生活环境也经常会发生时、空的转换，而当生活环境发生变异时，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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