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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风也会随之而变”，这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英雄的前后不一的酒态诗情。从共时性来讲，在辛弃疾本身，有时英雄的气质表现得更多一些，有时诗人的气质表现得更多一些，英雄之酒与诗人之酒，喝起来很不相同；从非共时性来讲，在辛弃疾人生的不同阶段，有得意之时，诗酒是所向往的人生；有失意之时，人生是无奈的诗酒，居官之酒与在野之酒，喝起来也很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与酒和诗的不解之缘，也就在这“四位一体”的奇怪情况下，慢步前行，几千年了走不出这个圈子。如果这诗酒人生中有悲剧的话，那么不仅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四、“古来惟有酒偏香”
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文化性格决定了
辛弃疾的人生悲剧不是个案而是典型
辛弃疾有词曰：“掩鼻人间腐臭场，古来惟有酒偏香”（《鹧鸪天》）。而唐代大诗人李白，偏偏也写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李白号称“诗仙”，以旷达俊逸著称，但也逃不出中国知识精英与酒的特殊情结。那就是——（一）借酒消志士之愁，“愁来饮酒二千石”（《江夏赠韦南陵冰》）；但又无法真正借酒消愁，“沉吟此事泪满襟，黄金买醉未能归”（《梁园吟》）
（二）借酒力摆脱现实与传统思维的束缚，发诗人之兴，“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但终于回归传统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忧患，“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
（三）得志之时向往纵酒逸乐的生活，“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
（四）失意之时又觉得酒喝得无奈，“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其实，绝世而独立的李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遑论他人？
“封建社会的不公正性早就决定着它的绝大多数优秀分子必然会产生‘才命两相妨’的悲剧”，而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又决定着知识精英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必然是外向型的，那么大量的怀才不遇，就不仅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强烈忧患意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精神的倍受煎熬，造就了大量的诗酒人生，“直须诗句肯推排，不然唤进酒边来”（辛弃疾《浣溪纱》）。但是这种诗酒人生，却是非酒神精神的，围绕着酒和醉的，仍然是人世的烦忧，人际的苦痛和对人生、对生活的理性执着和情感眷恋。所以，这种诗酒人生既不能成为另外一种价值选择，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逃避之所，而只能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凝结和个人体验。而这中间更夹杂了世间沉扬起伏的人生际遇，夹杂了儒家功成身退，道家弃世无累的召唤和诱惑，于是演出了“得意时，诗酒是向往的人生；失意时，人生是无奈的诗酒”的奇特情感轨迹，更加深了中国知识精英诗酒人生的悲剧意味。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但是道家思想仍然是非酒神精神的，而且隐逸遁世诗酒自娱往往也只是一种精神的避难所。辛弃疾的醉是一种假醉，他自己说：“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者为智矣”；许多人的隐逸遁世也是假隐逸，韩愈就说：“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所以，我很不同意袁行霈先生的观点，说辛弃疾与陶渊明的契合在于回归意识、酒以及对友情的重视等方面，更不能同意张玉璞、刘加夫二位先生说辛、陶二人在“随缘自适、任真达观的人生哲学上”一致。
辛弃疾自己说：“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他无法真的象陶渊明那样坐下来静静品味诗酒人生。而陶渊明可以算是是中国诗人里的一个另类，只有他，把“不是内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已的生活”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取向。与他相去不远的诗人不行，而后代尽入科举彀中的知识分子更不行。庄子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陶渊明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大话，顶多说邢天“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后人固然可以理解为是陶渊明在抒发自己的猛志，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猛志，他一字未言。他也绝不会上什么平戎书平贼书。陶渊明是真隐，所以才能够“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辛弃疾就算“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也是和“稻花香里说丰年”（同上）联系在一起的，功利之心隐而不去。但即使陶渊明，也不能说“弃世则无累”，完全超出人世间，因为“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陶渊明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所以，当传统的观念束缚（内在的）和社会的极不公正（外在的）被打破之前，大多数知识精英的诗酒人生只能是悲剧人生。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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