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鲁迅重点讲的是“竹林七贤”：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七贤’，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稽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稽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稽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又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是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这一节是鲁迅在演讲中集中表现他对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内涵的理解和阐述，他认为酒的功劳就在于以表面上的“文人无行”掩盖了文人内心反抗统治者的立场，使之达到既反对又不招致杀身之祸的目的。

阮籍借酒装醉，后来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故得终其天年；而稽充满因不改脾气最后为司马氏所杀。于是，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当然，鲁迅这些话是从反面讲的，事实上他并不认为借着酒醉便可以一切事情都装糊涂。

接着，他在赞扬东晋时期“社会思想平静多了”之后，又指出：

即使象当时的“田园诗人”陶潜（356~427年）那样“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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