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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星堆”到剑南烧春“天益老号”——古代四川酒文化历史源流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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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四川酒文化，是我国酒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以五粮液、剑南春等“六朵金花”为代表的传统白酒，几乎占了全国名酒的40%，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美誉度。
考察研究川酒的历史源流，对认识古代酒文化的形成，促进白酒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旧有的历史考古范畴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陶业的发展、金属冶炼术的掌握、城邦的兴起以及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等方面，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酒在众多物质文化形态中的独特作用。
直到19世纪末，有眼光的学者才开始肯定酒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1877年，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在他划时代的巨著《古代社会》中首次提出，榨油术和酿酒术的掌握，是人类文明初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成就。随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指出，榨油术和酿酒术，与冶炼术制陶术一样，直接促进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城是阶级社会的标帜，谷物造成的酒也是标帜之一。
在6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400平方米的谷物堆积层，同时还发现了陶杯等酒具。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在商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酒器占有40%的比重。由此可见，这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四川酿酒历史起源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但随着20世纪大量文物出土，遂日渐清晰。
汉扬雄《蜀都赋》所述“木艾椒蓠，蔼酱酴清”，酴清是一种酒。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九世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为醴”的说法。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还详细记载了川酒的生产工艺。
出土文物很快印证了这些文字记载，并将川酒历史上推千余年。
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青铜器10多件，铸造水平与河南殷墟相当。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船棺墓葬，其中有提梁壶等铜酒器11件，证明在中国名酒剑南春的发源地，至少在2400年前已开始酿酒。
1985年，在绵竹剑南春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地下窖池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的时代特征，认为绵竹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不晚于南北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
几乎与此同时，距绵竹仅3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更有惊人的发现，3000年至3500年前的大量陶酒器和青铜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应有尽有。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打破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古蜀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的新观念。就酒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川西地区已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川西的饮酒之风与中原同样盛行。
广汉、绵竹、彭县三地彼此相距不过30余公里，属于同一地域，即使在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的交往应该是非常紧密而频繁的，其酿酒历史也应该是同步发展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泸州、宜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不少汉代酒器。
由此可风，四川呈V形状的名酒的分布区域，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
三
南齐地下窖池和纪年砖的出土，揭开了绵竹酿酒历史的新篇章。由南北朝到盛唐，绵竹酿酒技术经过130年的飞跃发展，配制出了享誉华夏的“剑南烧春”。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经济发达，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唐朝皇帝两次奔蜀避难。尤其是当时有50万人口的成都，市场繁荣，酒肆众多。李白诗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杜甫赞叹：“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张籍也说：“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唐代名酒品牌以四川居多，其中“剑南烧春”最为有名。唐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了当时全国的14种名酒，就有“剑南烧春”。《旧唐书·德宗本记》记载，在大历14年前，剑南道每年要向唐宫进贡10斛剑南春酒。
在唐代诗人笔下，当时四川酒还有汉州的鹅黄酒、郫县的郫筒酒、戎州（今宜宾）的重碧酒，射洪的春酒等。但进入正史的唐时名酒，仅有“剑南烧春”。
更重要的是，唐代出现了中国酿酒史上最早的蒸馏酒（又称白酒或烧酒）。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近年来出土的隋唐酒具之中，出现了容量为15至2[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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