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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东、西方“酒源”会如此相似。
对于东西方文化来说，许多方面都是通过传播、借鉴才相互渗透的；可对于酒来说，当双方原始人类各有其“酒”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没有过交往，因此也就只存在先后而不存在谁借鉴谁的问题了。
如此的一致，恐怕和人类自身不自觉地参与劳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意外的发现有关。因为在我国关于酒的四种起源说中，有意无意间都涉及到了“意外”这个词。一次意外，使得东、西方“酒”在几千年前就获得了惊人的一致，这在人类文化史的其它方面恐怕是罕见的。
当然，这种一致性也存在着差异。由于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在“酒”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有所区别。
首先体现在双方酿酒时所选用的原料上。国外酿酒，以果类为主；而中国人酿酒，则以谷物粮食为主。“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说的就是酿酒原料。（“醪”，是糯米经过发酵而成的“醪糟儿”，性温软，味甜，多产于江、浙。“秫”是高梁的别称。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则是高梁酒的创始人。）
但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在我国猿猴造酒的传说中，猿猴酿酒所用的原料就是果类；而国外也有着许多用谷物粮食类酿制的酒，比如说啤酒等。
说到这里，记起了我在法国时听人说过的关于法国人和酒的一些事（仅是听说，没有考究过，因此不一定准确）。法国人不用粮食酿酒（据说这是法律规定的），因此才能在果类酒上有独到之处；现代法国人不喝XO，因为那属于烈性酒，酿制出来专供出口；喝什么酒（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和吃什么菜有关（吃肉喝红葡萄酒，吃鱼、海鲜喝白葡萄酒）。
关于酒的起源，双方也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差异。我国酒的起源有四种说法（上天造酒、猿猴造酒、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从时间上来推断，恐怕猿猴造酒是最有根据的。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
上天造酒，说酒是天上“酒星”所造，这种说法，连《酒谱》的作者窦苹自己也不太相信；
仪狄造酒，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都认为是夏禹时代的人，有禹“绝旨酒而疏仪狄”为证（仪狄造出酒后，献给夏禹品尝，夏禹喝后觉得味太美，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因此不仅没有奖励仪狄，反而疏远了他）。既然仪狄是夏禹时代的人，那么早于夏禹时代的帝尧，喝的又是谁酿造的酒？（上古时期有“尧酒千钟”之说。）
至于杜康造酒，除《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说文解字》等各有说法外，我想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是其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杜康更是仪狄之后的人（据《酒谱》的作者窦苹考证，“杜”姓“出于刘，累在商为豕韦氏，武王封之于杜，传至杜伯，为宣王所诛，子孙奔晋，遂有杜氏者”，因此杜康只能说是“予谓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而莫能废”之中的一人；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猿猴造酒了。当水果坠落后成堆地发酵产生出原始的“酒”时，有些猿猴会“嗜酒”。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有一段极其精彩的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的记载：人们在猿猴经常出没的地方摆上几缸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踌躇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用指蘸酒吮尝，时间一久，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于是经不住诱惑而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乖乖地被人捉住。
这使我记起了前段时间看过的动物世界时的一段情景：在欧洲的某一休闲小岛上，一群猴子总是趁人不备偷酒畅饮。听赵忠祥介绍说，猴子饮酒和人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譬如说在饮酒的猴子比例上，约三分之一的猴子喜酒，这三分之一中，大部分又都适可而止，仅有约5%的猴子才“嗜酒”成性；所不同的是：人类对酒鬼是鄙视的；而猴子酒鬼却能得到其它猴子的崇拜。
从这里，我们或许也可推断出西方的“酒源”吧。
在东西方“酒源”的问题上，还存在着酒起源于农耕之前还是农耕之后的争论。我国传统的酿酒观认为：酿酒是在农耕之后，有了剩余的粮食才开始酿酒。刘安《淮南子》说：“清盎之美，始于耒耜。”但西方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远古时代人类的主食是肉类而不是谷物，既然人类赖以生存的主食不是谷物，那么对人类种植谷物的解释也就可另辟溪径。国外有资料表明，在一万多年前的远古时代，人们已经开始酿造谷物酒，而那时人类还过着游牧的生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索罗门·卡茨博士认为：人们发现了谷物可以酿成酒，而后才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目的是为了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也有此种说法。吴其昌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吃饭实在是从饮酒[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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