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层次等，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正好就是历史上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成都作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佛教文化的历史重镇，一直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作为民间土壤中影响最深、涵盖面最广的佛、道信仰，也是成都地方文化众多元素中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茶仙”之称的唐人陆羽，在其著名的《茶经》中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又说蜀中茶的品级，“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神农本草》中说：“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在这些中国早期的典籍之中，凡是说到茶，都离不开巴山蜀水一带，那时候成都平原和盆地周边山区，气候温润适宜，正是中国茶的原产地之一。

　　陆羽所在的唐朝时期，中国疆域广阔，对外交往频繁，国都长安更是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而西蜀成都又是大唐天子两度避乱驾临之地，所以，蜀中的茶文化也一度冠盖于全国。

　　东方民族全民皆好饮茶，传至西方之后，如今饮茶更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法国人认为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英国把茶视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在日本，饮茶的传统则与中国一脉相传，他们不仅视茶为“百病良药”，还将之提升到“道”的高度。现在的中国，虽然西洋饮品席卷而至，且品种花样繁多，但除了吸引小孩子那好奇的眼球外，对全民饮茶的习惯并无多大改变。究其原因，饮茶除了解渴这等功能性的实用价值外，内里还大有文章，其精神高度和文化含量，是一切外来饮品所难以企及的。

　　寺庙道观的茶艺茶礼

　　就成都而言，老成都人爱坐茶馆，其嗜茶好饮之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地。无论市区乡镇、闹市野外，大小茶馆可谓比比皆是，一直到今天也长盛不衰。那里的竹靠椅、小方桌、三件头盖碗茶具、老虎灶、紫铜壶，以及茶倌跑堂时添水吆喝的特色，都形成了一套川味浓郁的茶馆文化，难怪世有“蜀土茶称圣”之说。

　　其实，中国茶从一诞生起，就与蜀中高邈而神奇的禅、道文化密不可分。

　　在唐代，蜀中禅、道盛行，这些修行之人除日常看经习教之外，最重要的修炼方式，就是长时间静坐，以期“存神静虑”、“调息入定”，一般俗称打坐。无论是禅、道两家，对静坐修行的要求，除晚上不吃任何食物之外，还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心一境，这样才可能达到身心轻安明净，最终开悟证道的目的。静坐修行最大的障碍是昏沉嗜睡，心不清明，而饮茶所特有的提神养心、换气醒脑的作用，既可以让出家人有效地保持长时间静虑存神的功夫，又可使他们晚间减轻饥饿感，增强体质。所以，当时无论是禅门还是道家的修行人，都首选上好茶叶作为其助道的饮品；日常的寺庙经济也以种茶、制茶为主。到了后来，寺庙道观形成了饮茶的定制。佛教寺庙以“请茶”、“普茶”等作为日常礼仪；而道观里则以入“茶寮”参加“神仙茶会”为礼仪。由此看来，在禅门、道家的礼数当中，吃茶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早已从它的原始功能中衍化开来，上升为一种修心养性的精神活动。

　　唐人饮茶，以煮茶为主，到了宋代，改唐人的煮茶法为点茶法，并在色、香、味上更加精细讲究。至南宋时，又出现泡茶法，使饮茶之习得以简化，从而由寺庙宫观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宋代饮茶技艺如同当时的其他传统艺术一样，均已达到一个高峰。这在整个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宋人一样热衷于茶的感官趣味。当时的著名茶客大多数都是著名文人大家和僧道中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门三杰、黄庭坚、梅尧臣等，以及与他们作方外之游的名僧高道。当时的情形是诗人写茶诗，书家写茶帖，画家工茶画。而普通老百姓，则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融洽社交的手段，并发展成为民间礼节。据载，北宋流行的民俗是，有人搬进新居，左邻右舍便要彼此“献茶”；邻居之间请喝茶叫“支茶”，等等。宋人对茶的热爱使茶艺有了极大的发展，甚至以“斗茶”、“茗战”这种激烈的品茶竞争方式，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

　　到了明清，茶叶生产方式和饮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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