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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朝初年，酒只准官酿，禁止私酿，实行专卖制度。据《金史》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 1187 年）起听民自酿，改行曲课。元朝对酒类一直实行官制官卖的专卖制度，对醋则时而专卖，时而课税，时而免课。对酒的专卖主要是实行全部专卖的“官制官酤”之法，其次才是局部专卖的“民制官收官卖”制度。财政对前者每石取钞银10两，后者每石取钞银5两。据资料反映，元代腹里地区（今山东、山西、河北）最多时酒利岁收56243锭，醋利岁收3576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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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宋代，由于酒有税，市场上酒的价格普遍较唐代为高，更加上人们接受了唐代诗人饮酒过量，不少人死于非命的教训，饮酒开始有所节制，正如北宋苏东坡所说：“酒能乱性，佛家忌之，酒能养性，仙家爱之”。因此，东坡饮酒有度不在量多，而在于从不醉亦不醒、亦醉亦醒中去寻求酒趣。他在《和饮酒二十首》小序说；“吾饮酒更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不是纵饮，而是在旷达中求实自控，使精神上达到一种闲适的境界，把饮酒升华到艺术化、诗化的高度。因此其诗句也常常反复吟咏这种恰到好处的酒趣之乐如：“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少饮得径醉，此秘君勿传”、“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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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宋代文人不似唐代李白之狂饮，也不像杜甫嗜酒无钱到了典当衣物的地步，所以宋代著名文人不光普遍比唐人活得健康，就是后人所拟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也占多数，拥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6家，而唐代仅有韩愈、柳宗元2家。至于宋代以酒为题材、以酒为媒介引发诗情词趣的作家人数也很多，最著名的“酒诗”作家有苏轼、欧阳修、梅尧臣、张耒、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他们的“酒诗”都在百首以上。仅以清代吕留良、吴自牧、吴之振等编纂的《宋诗钞》统计，宋代写有“酒诗”的作家多达100余家；作品数量多达3000余首，如果再加上宋代词作中的“酒词”，还有“酒曲”、“酒文”等等，数量就更为可观。他们或直赋酒之淳美，歌颂酒德酒功；或借酒发抒议论、咏叹情怀。作家们用传世的生花妙笔，写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吟咏美酒的诗词曲赋、文章联语，或状摹品饮之态，或抒发饮者情志，或赞美诗酒生活乐趣，或唱叹自然风光，或借酒交友怡情，或借酒刺世抒愤，在中国文学史上为后世留下了琳琅满目、脍炙人口的酒文学佳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则是其中之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