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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人施耐庵所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全书无处不写酒，仅描写的—个又—个酒店、酒肆、酒楼之多，便有60余家，或在乡村，或在州府；或在官道，或在深巷；有的简陋，一把苕埽做酒幌；有的雅致，颇显气派，流溢着文化气息，与周边山水田畴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烘托人物形象的典型环境。鲁智深在酒店吃酒，出闷气
；武松在酒店斗杀西门庆，报仇恨；宋江在酒楼题反诗，叹身世；史进、穆弘在酒楼击板狂歌，发豪情；杨雄与石秀在酒店相识，见真诚；时迁与汤隆在酒店设计诱引徐宁上梁山，露机智；李逵在酒楼赖帐错杀韩伯龙，现鲁莽；吴用在酒店鼓动阮氏三雄，则显老练。那精兵强将把守的梁山酒店达8座之多，成了起义军的接待站、情报站、中转站、联络站和拱卫大本营的前哨站。
清代吴敬梓所撰的《儒林外史》开卷诗称：“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结尾时也有一诗：“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他围绕着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以酒为始终用讽刺笔调描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各种可笑言行，《儒林外史》中大量的“清谈”及与酒的关系，显示了酒在结构作品和揭示文士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士们在饮酒圈中倾吐胸中块垒，畅谈人生遭际，以一种至少表面上看似轻松自如的态度品味人生，放松人生，对生活表示出一种带有“宣泄”性质的戏谑的态度。这对于社会历史进程未必有多少直接的重大作用，而于文化陶冶、社会思潮形成诸方面则显示出不容忽视的“酒”力。
清人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全书写酒宴70多处，反映了酒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演变过程中的助乐作用，尤其是饮酒过程中花样百出的“酒令”，更增加了其中之雅趣。酒令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在酒席宴会上就有吟唱诗歌以取其乐的风俗；到了秦汉年间，又发展为“即席唱和”的联句；如同民间对歌那样，通过相互唱和来营造欢快氛围。可见，曹操当年“对酒当歌”的“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歌”，恐怕指的就是酒令。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的记载，西汉吕后宴请群臣时，命刘章为监酒令，刘章请求以军法行令。席间，个别酒量不大、酒令又行得不好者，竟被刘章挥剑斩杀，一时之间欢乐的酒宴变成了令人心酸的杀人屠场，真是乐极生悲。到了唐宋时期，酒令有了新的发展，开始用骰子和筹来行令。到明、清两代，酒令品种增加更快，凡世间的人物、事件、诗词等等，皆可入令，从而使酒令所涉及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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